二阶级分化的萌芽
    公元二、三世纪，邪马台国的社会经济和前一时期相比已有明显地发展。日本学者主张“弥生时代在日本是以生产粮食做为基础生活开始的时代”（22），开始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农耕经济，最为突出的是水稻的种植，另外还种植其它一些谷物、蔬菜和麻类等。生产工具也有改进，农业上使用铁制和青铜制约生产工具，弥生时代的农耕文化和金属文化，是这个时期的两大特征。绳纹时代的渔猎与采集经济仍然一直延续到弥生时代。生产力的提高，直接影响生产关系方面的改变，阶级开始分化。《倭人传》中已有“大人”、“下户”，“生口”、“奴婢”等名词的出现，这是阶级开始分化的具体内容。但是，《倭人传》中没有记述“大人”、“下户”和“生口”（奴隶）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阶级关系，这一点是含混不清。《倭人传》中只是较详细地叙述了“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尊卑的等级差别，“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下户应“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23）但缺少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以及产品分配等诸方面的一些情况，这就必然在确定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时，遇到极大的困难。从“公元二世纪起，慢慢地在农业共同体中，首先在动产所有方面，产生贫富差别的同时，共同体的首长阶层，把共同体的职能归私人所掌握，一方面增强了统治者的特殊性同时也形成了地域上的政治联合”（24），在原始社会内部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
    奴隶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就生产关系来讲是质的变化。奴隶制的产生必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25）邪马台国在公元二、三世纪虽然出现了“生口”（奴隶），但史料记载多为奴婢（女奴隶），男奴隶为数甚少。奴隶的使用，主要是侍奉卑弥呼女王，殉葬、倭王向中国魏、晋献“生口”之用，奴隶在生产上还没占有一定的地位，奴隶主要是用在非生产上。卑弥呼女王就“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26）这也说明大量奴婢没有用在生产劳动上。国家是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产生，邪马国台的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何种程度，是不得而知。国家的产生是“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有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27）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奠定了奴隶制国家产生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史料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更应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对待邪马台国社会性质问题，必须做到理论和史料相结合。“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28）的倾向。
    邪马台国的社会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产生奴隶制的足够条件。只有生产发展到人的劳动力所能产生的物质，超过了仅能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才能达到“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的水平（29），使用战俘劳动可以获得一定的价值，就不杀战俘，将他们保留下来当做奴隶，当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奴隶制社会也就形成了。
    三武装
    邪马台国到公元二、三世纪，部落之间的战争也频繁了。《魏志·倭人传》中列举了许多兵器，有“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镞或骨镞”（30）。这些兵器也是狩猎用的生产工具。类似这种现象在古代的希腊历史也可得到启示。例如“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31）。从《倭人传》和荷马时代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不仅有铁，而且还有铁制兵器，有人就断定邪马台国既有铁又有军队，当然就是奴隶制社会。问题在于，是否有了铁、兵器、武装就是阶级社会，我认为是不能简单地看问题。铁器的出现可以做为阶级社会的一个标志，但并不等于只要出现了铁器就是阶级社会。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指出希腊在荷马时代（军事民主制时期）有了铁器。铁器的出现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青铜器，或在此基础上有了铁器；另一种情况是由外地传入的，日本的铁器就是从大陆传入的，即属于后一种情况。至于说倭王卑弥呼和狗奴国男王素不和，互相攻击，就认为是阶级社会的战争，这是否有些牵强，尚有待研究。
    战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性质是有所不同。在原始社会，部落之间发生战争（严格说是纠纷）但这时的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32），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战争不仅具有掠夺，而且有经常性，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部落之间的战争是“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33）由于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各自为了防御外来者的侵犯，很自然的有“城栅严防、常有人持兵守卫”（34）。邪马台国设城栅、经常有武装人员保卫，又和恩格斯指出：“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35）。邪马台国有了武器、军队、城堡是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历史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