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心理值得反省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观也有内在联系。
    曾经大力推动德国战后审判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本达说过，推动审判并不是“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可以说，宗教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教徒普遍接受，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5］与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日本文化中并没有“原罪”的观念。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与西方的“ 罪恶感文化”相对，日本文化是一种“ 耻辱感文化”，“ 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6］这对日本反省历史、明辨是非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在日本人信仰的神道教中，没有一神教世界那样的普遍、绝对的神，神道中的神都是具体的、共同体的神。与此相联系，日本文化中没有大同思想之类的终极理想和信仰，日本人缺乏基于普遍标准的价值观和道义感，善恶标准是相对的，是以共同体的利益为转移的。因此，在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具有强烈的本国、本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而不管是在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上。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已有国际定论的问题上，也往往只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来考虑，缺乏相应的国际关系常识和道义原则，很少认真地从人道与国际平等的立场出发反省对中国及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与此相联系，日本人被害者意识过剩，而欠缺加害者意识。在日本政府错误言论及态度的影响下，不少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这表现在极力否认自己的加害事实，对铁证如山的事实视而不见。例如提起战争往往首先想到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苦难，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由于日本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念念不忘其遭受盟军空袭及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损害，而不愿提及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对亚太地区各国施加的暴行。
    另外，日本传统的历史观对历史认识问题也有着深刻影响。这种历史观认为，所有历史都是自然而然展开的，而不是人可以左右的，都具有合理性和正统性；人的作为不能改变历史的运势，人在历史的大势面前只能服从、顺从。在对二战进行检讨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那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对亚洲的战争和对美开战是不得已的，最后战败只是属于实力对比和实际决策失误问题，而不属于侵略、被侵略的道义和价值判断问题。由于历史都是自然的、顺次展开的，所以也没有必要进行反省，过去的事就应该付之东流。
    还有，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未能得到彻底清除，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死灰复燃之势。特别是由于战后日本在历史教育上的失误，未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青一代，年轻人中不乏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之人，对待靖国神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一些人仍然顽固地认为，凡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是为国捐躯，都成为“英灵”，理应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祭祀。再加上战争遗属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承认父兄们曾经侵略他国、犯有罪恶的事实，在右翼势力的蛊惑下，也易于同情甚至美化侵略战争。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在历次战争中战死者的遗族甚多，使靖国神社影响很大，有的右翼保守政客也利用这一点，以参拜靖国神社争取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