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种历史观的较量将是长期的
    面对日本政府和一部分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态度，日本社会和国际上的正义势力一直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并曾取得过可喜的成果。
    早在20 世纪60 年代，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就因日本文部省将自己撰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为“不合格”，以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了两次教科书审定诉讼。在长达32 年的诉讼中，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地方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先后做出10 次判决，除了2 次驳回2 次败诉外，家永三郎有6 次胜诉和部分胜诉。在1997 年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中，家永虽然不是全面胜诉，但承认教科书审定中存在违法，这是不可轻视的胜利。
    家永三郎教授为了正义和真理，不屈不挠地斗争了30 多年，获得了极大的荣誉。这样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家永先生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之外，与日本社会良知之士的长期、坚定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教科书诉讼运动中，日本历史学界、教育界和民间学术团体发挥了巨大的后援作用。很多知名历史学界人士、市民和青年学生与家永先生一起长期坚持斗争，成为家永先生的坚强后盾。
    正是在日本国内和国际正义的力量的强大压力下，以20 世纪80 年代教科书事件为起点，日本政府关于历史认识的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即开始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承认侵略行为（不承认侵略战争）的策略。如前所述，1982 年11 月，日本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了一项“邻国条款”。与此同步，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从80 年代中期起开始不断改善。到80 年代后期，日本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1983 年文部省的审定中被责令删除的“731 部队”也出现在了部分教科书上。而且，从1985 年起，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惯例。另外，从1994 年开始使用的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以及从1997 年使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都毫无例外地记述了“随军慰安妇”。应该说，这是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国民运动和以亚洲为主的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批判所带来的重大成果。
    当然，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有限进步，主要是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考虑，是在当时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促成的，绝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反省。这不仅表现在内阁大臣往往与政府的表态背道而驰的“一个政府两种调子”上，也表现在有些政府领导人公开发言与私下表态、执政时与下台后的言行两张皮上。
    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倾向加剧，日本国内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日渐退潮，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另外，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反应也开始淡化，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问题逐渐风化。这为没有受到彻底清算的错误历史观的回潮和泛滥，为侵略历史翻案谬论的猖獗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问题的升温绝不是偶然的。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韩国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还极大地损害了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再联系到日本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新动向，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对日本政治以及国家未来走向的极大担忧。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做法，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和抵制。①另外，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亚洲和世界正义力量，也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做法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但是就目前来看，尽管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日本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这再一次告诉我们，与错误和反动的历史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
    历史是与现在、未来相联系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中，可以察知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安倍上台前后，曾狂言要“夺回强大的日本”。［7］但按照他的解释，所谓的“夺回”就是“从战后的历史”中“夺回日本”。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否定战后发展路线，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自然是其核心，而为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也是其重要一环。由此来看，安倍等右翼、保守势力掀起的历史翻案逆流充满了危险。
    历史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没有正视和反省过去的那段侵略历史。为了获得亚洲和世界人民的信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日本必须遵守基本的国际信义，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抵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翻案活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事关日本的未来，也关系到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因而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① 2014 年，吉林省档案馆新发掘、整理了一批日本侵华档案，已经正式出版了《铁证如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4 月）一书；从7 月3 日起，中央档案馆将正式公布45 个日本战犯的供词，这些都是对日本歪曲美化侵略历史行径的直接而有力的驳斥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