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哈帕蒂（农业主）一词使用较广，而塞蒂（钱业主）则只用于指最有钱有势的加哈帕蒂。他们或者是市民推选的，或者是国王挑选的。他们当选的标准是财富（33）。这个称号不一定是世袭的，因为他们的儿子可以称为塞蒂普塔（Setthiputta，意即塞蒂之子），而不称塞蒂。塞蒂常被召唤为国王服务，但因与商界有联系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有一次，为了消除某种凶兆，国王准备把来自婆罗痆斯的四名塞蒂和王室家族一道作为献祭的牺牲品。城内的老百姓对于杀死国王的子女并不关心，却起来保护塞蒂（34）。在通常情况下，国王是十分尊敬塞蒂的。频毗婆罗不仅派耆婆迦去为王舍城的一个塞蒂治病，而且派他去为婆罗痆斯的一个塞蒂的儿子治病（35）。
    塞蒂究竟是什么职务至今还弄不清楚。认为塞蒂是一种职位称号的说法并没有确证。它很可能是一种荣誉称号。塞蒂去到其他地区时可能充当国王的某种代理人。毗提诃的国王就曾向商人们询问迦湿弥罗和犍陀罗的国王的健康情况（35）。尽管各国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着紧张关系，塞蒂们却可以通行无阻地往来于各大城市，因此他们自然地充当了外交使节的角色。他们在经济上举足轻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因而成为任何当政者都必须承认的最稳定、最有影响的社会力量。
    城市——异教的发祥地
    城市的商业繁荣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于佛陀时代的北印度人来说，城市生活是一种新鲜事物。城市社会要比农村社会有更多的谋生机会，因为在城市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仅取决于他的出身，而且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财富。所以城市生活中亲族之间的联系不如农村中那么牢固。耆婆迦的母亲是个名妓，但耆婆迦所烦恼的不是出身微贱，而是缺少一种谋生技能。高超技能给他带来了名誉、财富和地位。婆罗门教害怕婆罗门在污浊环境中失去其纯洁性，所以婆罗门教的法律制订者（从乔达摩到摩奴）都认为城市是邪恶之地，婆罗门应避免在城市中生活。相反，佛教徒则公开反对吠陀书规定的牺牲献祭和婆罗门教的正统教义，他们在大城市中感到很自在。他们认为城市中生气勃勃，充满乐趣：
    阿难陀，王城拘婆婆提（Kusavati）有十声，即象声、马声、车声、鼓声、小鼓声、笛声、歌声、钹声、锣声及“饮食行乐！”之呼声（37）。
    阿难陀担心佛陀死在一个小城镇里，这也说明佛教徒是留恋城市的：
    另有大城邑，如仗波、王舍城、舍卫城、萨曷多、憍赏弥、婆罗痆斯。愿圣者寿终于其一。大城邑多富家贵族、婆罗门、“户主”及如来世尊信者，彼等必能敬礼如来世尊之遗体（38）。
    阿难陀担心佛陀的遗体在小城镇不会象在大城市那样受到尊敬，这是颇有道理的。摩罗族就不允许佛陀的遗体经过他们的城镇和在他们的圣地火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只是在天神进行了干预之后，佛陀遗体才得以用适当的方式火化。
    佛教徒希望过城市生活，不仅是因为城市中容许不同的思想存在。他们还必须依靠富人生活，因为佛教哲学禁止僧人从事任何伤害生命的活动（如农业）。佛教文献中很多故事都说明塞蒂是僧团的施主。典型的例子是大塞蒂给孤独在舍卫城买了一座花园供佛陀居住，他花的金币差不多可以铺满整个花园。
    为了报答商人们的赞助，僧团就在思想方面支持他们。婆罗门是不尊重富有商人的，而佛教哲学却巧妙地适应商人的需要。佛教徒认为，拥有财富的人只要向僧团施舍，他们积累财富就是一大功德。经商和放债是正当的生财之道。与务农相比，经商甚至更有利可图而少担风险（39）。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如此早期阶段，佛教戒律就允许僧人在得到僧团允许的情况下个别地同加哈帕蒂（农业主）一道经商（40）。
    如果说佛教僧团以大城市郊区居民的身份早就与商界发生联系的话，那末他们同君主制国王打交道却不那么推心置腹。佛教僧团起源于盛行于佛陀时代的国家原型政体（gana-san-gha）。《阿摩昼经》中有一段文字描述迦毗罗卫的释迦族会议厅里的情况说：“释迦老幼挤挤一堂，欢乐嬉笑，互以手指相戳为戏”（41）受到这种传统风气熏陶的佛教徒对于正在吞没他们的故乡的君主制不能不感到忿怒。这种忿怒情绪在佛陀的言论中多有流露。例如，在回答一位天神关于人为什么会感到迷惘的问题时，佛陀说：“彼财寡而欲盛，因生为刹帝利而欲得今世王国，故也”。（42）因此他认为，夺取王国的野心是使人永世堕落的一种贪欲。
    尽管如此，在社会正经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佛教徒也承认君主国王对世俗者、甚至对佛教僧团的统治权。他们认为，象憍萨罗国的波斯匿王或摩揭陀国的阿阇世王那样一些君主可以享有比弗恃部落联盟或摩罗部落联盟较大的权力（43）。在摩揭陀国频毗娑罗王的请求下，佛陀曾规定佛教僧团不得派人担任王室职务（44）。
    佛陀时代前后的君主制国王也拿不定主意应当如何对待佛教僧团。摩揭陀国国王频毗娑罗似乎同佛陀相处得很好，但是他的儿子阿阇世王有一次却同佛陀的反对者提婆达多（Devadata）合谋杀害佛陀。甚至在佛教文献中，阿阇世王似乎也不是很尊重佛陀的。王族对一个占优势地位的教派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这反映早期国家尚未成熟。
    公元前500年左右，在恒河平原各城市中， 日益兴起的君主政体与商业团体之间以及商业团体与佛教僧团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君主与佛教僧团之间却存在着猜疑和不稳定的关系。君主们显然还不懂得佛教思想具有有助于他们统一和控制国土的潜在力量。而佛教僧团不去谋求君主们的支持，并不是因为君主们对佛教哲学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僧团念念不忘共和政体的传统。佛教哲学并没有妨碍僧团与商人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尤其是“钱业主”便充当了国家与佛教僧团之间的联系人。“户主”门陀迦用魔法向国王的军队和佛教僧团供应粮食（45）。当大“钱业主”给孤独从祗陀王子那里买下一座花园时，他故意给祗陀留下一小块地方作为祗陀捐赠给佛陀的礼物。”这位祗陀王子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象他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一定会坚信佛理和教规的（46）。“钱业主”既是政权的支持者，又是宗教运动的支持者，他们毫不迟疑地通过政治影响来发展佛教。
    当北印的国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心城市的商人阶级在社会经济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庞大的商业网把农村产品输送到城市。他们通过各地区间的贸易促进了各城市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政治文化往来。作为财富的主要控制者和处理者，他们成了财富再分配的核心。他们同政权和宗教运动都互有联系，这对他们三者说来都是必需的、有益的。然而商人阶级的好景不长，一旦国家成熟并且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而国王和佛教寺院都学会了互相利用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商人阶级作为中间人的重要作用便减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