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曾经号召用暴力来反对教会权力。但在农民战争爆发以后，他却认为闵采尔的活动除导致杀人、暴动和流血外，不能有别的结果①。因此对马丁·路德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如何评价，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可以从这样几方面来进行考察，譬如当时德国首先应该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马丁·路德的贡献对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是不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把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反对世俗封建主的斗争，毕其功于一役，在当时德国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可能？结果怎样？我想如果把这些问题回答出来了，马丁·路德的历史地位自然就清楚了。
    马丁·路德出生在“德国和欧洲处于封建主义衰亡、资本主义兴起及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里②”。当时西欧各国一方面是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商品生产的不断增长，国内外市场的形成，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商品需求的增加，加速了封建行会生产的衰落和封建庄园的解体。富裕起来的手工业者和包买商，变成为企业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随着各种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愈来愈显著。脱离土地，脱离生产资料，出卖劳动维持生活的无产业的工人形成了。第三方面是在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一部分人手里积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这种货币逐渐排挤了人身关系，同时货币贡赋也逐渐排挤了实物贡赋，从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也就逐渐让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十四、五世纪，中国的三大发明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再由阿拉伯人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③。三大发明的传入，对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国的火药轰开了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堡垒；是中国的印刷术扩大了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布；是中国的罗盘针帮助了世界新航路的开辟。封建堡垒的被轰开，催发了资本主义新芽的破土而出，健康成长；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布，冲破了中世纪教会思想的禁锢，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敞开了道路；世界新航路的开辟，促使商业范围的扩大和西欧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德国是西欧的组成部分，其情况是基本一致的。“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有显著的进步。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了比较封建的地方性农村手工业，并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生产了。德国的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垄断了海上航路100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④”十五世纪末期，尽管汉撒同盟日益衰落，但是从印度经过意大利到北欧的商道，还是要通过德国。商道所经的波罗的海南岸和多瑙河、莱茵河沿岸，城市密布，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莱比锡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是当时有名的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各地的商队，在法兰克福进行大宗的交易。德国南部的城市也一样，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产物的集散中心。纽伦堡几乎同所有欧洲国家保持商业往来，并且把自己大量贵重的金银器、铜器和青铜器、宝石制品、木器销往所有国家。“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心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⑤”。再说，由于德国的农奴制度早在十三、十四世纪已几乎全部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了自由的人，农民中的两极分化，又日益严重，出现了大量无地、少地的破产农民⑥。这些农民又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德国的工业特别是金银开采，“使德国在1470～1530年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的首位⑦”。虽然这样，但是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主要原因在于德国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造成德国的长期不统一。政治的分裂割据，致使国内关卡林立，没有统一的币制，没有统一的关税，这些封建障碍就严重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排除封建障碍，就成为当时德国的急务。
    其次，十六世纪初期，德意志的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复杂，而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教会封建主——罗马天主教会。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封建国家，国内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封建主阶级的矛盾。压在农民头上的是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也就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⑧。世俗封建主任意增加剥削农民的地租、杂捐、赋税、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任意废除农民的土地继承权或缩短使用土地期限，强占农民的公社牧场、荒地、森林、池塘；任意对农民使用各种残暴的刑罚，如“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农民如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复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教会封建主呢？他们不仅用世俗封建主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手段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且还利用宗教迷信榨取人民，来获得巨额金钱（例如驱逐出教、朝拜圣徒像、出卖僧侣职位、出卖赎罪券等）；除剥削一般租赋外，还抽取什一税。他们垄断知识教育，把神学渗透到科技教育里；他们掌握政治和法律的大权，使政治和法律成为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的通行原则办事，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法庭里具有法律的效力。法律在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⑨。这些教会封建主不仅为农民所仇视，而且也为世俗封建主所不满，大小世俗封建主嫉妒教会占有大量地产。
    在城市里，城市贵族是城市的特权阶级，他们把持城市政权，控制城市经济命脉，用各种方法剥削城市劳动人民和属于城市的农民。城市里作坊主、商人和新兴手工工场主组成的市民阶级（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城市贵族的剥削与压迫，另一方面却靠剥削城市劳动人民为生。这些市民阶级当时还不够成熟，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激烈反对高级僧侣，要求惩处高级僧侣的放荡行为。所以十六世纪在德国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教会封建主是大家集中的痛恨对象。恩格斯说：“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⑩”。意思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