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马丁·路德的改革是依靠贵族进行的，这是德国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的反映。十六世纪初期，德国的主要矛盾是罗马教廷对德意志人民的搜刮，特别是宗教权力在世俗权力之上：德国境内天主教会受着罗马教廷的控制，连解释圣经的权利，也成为教皇的特权，罗马教廷可以歪曲圣经，压迫无辜而贫困的教徒；教皇可以任意召集宗教会议，来审判和迫害教徒。总之，在处理任何事情方面，罗马教廷都可以胡作非为，这就使民族矛盾愈来愈激化。在这样一个激化的民族矛盾前面，应不应该团结世俗封建主来反对罗马教廷呢？我看是完全应该，而且是必须的。因此马丁·路德认为“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的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士、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23）至于农民战争，在马丁看来，只会消耗世俗封建主反对罗马教廷的力量，而“世俗权力是受上帝的委任来惩治奸邪，保护善良的。（24）”所以他坚决反对，甚至仇视。依靠贵族，进行改革，是马丁·路德的主导思想，这恰恰符合了德国革命的程序。因为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不可能把反罗马天主教廷的民族斗争和反国内世俗封建主的阶级斗争，毕其功于一役。处在混乱状态的德国，要完成统一，“王权是进步的因素（25）”，“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26）”，通过君主专制，可以把民族结合起来。十六世纪德国作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国家，但是以闵采尔为首的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是什么呢？是“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27）”。这是不是影响着德国的迟迟不统一呢？所以我认为闵采尔的思想和行动，确是先进的。但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德国，建立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时机还不成熟，因而，马丁·路德的做法更符合于德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都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而失败了。他们除了沉重地打击和动摇封建统治阶级，从而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改进或让步，或者即使“胜利”了，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以外，从来不可能改变生产关系。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意图把两个矛盾一起解决，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总得有个主次，列宁不是把俄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吗？中国党的二大不是也把革命纲领分为最低和最高吗？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主要的任务是建立统一和独立自主的德国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恩格斯说得好：“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指罗马天主教会——本文作者注）。（28）”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消灭罗马天主教会的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摆脱罗马的控制，以利于德意志的统一，以利于德意志境内资本主义因素能够得到顺利的成长。现在由于农民战争，反而加甚和加强了德国的分裂割据，因为因农民战争而得到好处的是诸侯，他们夺取了教会的财产，增强了政治、经济、宗教上的权势，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这使德意志的统一反而拖延了将近三百五十年之久。我们知道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当时的德国连市民阶级也还是一个软弱的阶级，怎么能期待于农民战争产生积极的效果呢？闵采尔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完全平等的社会，他的革命行动，既对付罗马教会，也对付世俗政权。因此，他的主观愿望和行动，虽然应当受到高度的赞扬，但客观效果却是无法达到的，这是因为他的政治理论、行动纲领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尽管如此，闵采尔在德国历史上的应有地位并不因此而受到丝毫的影响，而马丁·路德反对暴力，仇视农民战争，恰恰是他本身阶级局限的直接表现，应当受到恰如其分的批评。由于路德派新教的活动在德国逐渐得到确立，尽管路德新教成为诸侯们加强统治权力的工具，而奥格斯堡和约确定“教随国定”的原则，却使德国基本上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路德的宗教改革唤醒了德国，把市民阶级的地方性反封建斗争推进到民族斗争的规模，这是历史的功绩。当然路德新教是依附部分诸侯才得到逐步发展的，而分裂割据的德国诸侯，也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才标榜支持新教的。
    第四，马丁·路德后期的右转是阶级的局限和社会的局限。沃姆斯帝国会议以后，由于遭到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逮捕令的威胁，马丁·路德在撒克逊选侯的庇护下，隐匿在瓦特堡。从此（1522年起）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外衣下，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主张“和平地”、“合法地”进行改革的温和派日见右转。当他通过梅兰布通了解到人民大众革命情绪高涨的时候，他把革命称为叛乱，公开反对以暴力改革教会，并宣称对封建统治的法律与武力，人人应当顺从，认为经验证朋，异端不能靠暴力来取缔。以后在胡登和济肯根的骑士暴动企图以武力推行宗教改革失败后，路德把他们的失败称为“神的审判”。在闵采尔领导农民起义的时候，他把闵采尔视为死敌。当闵采尔英勇牺牲以后，路德竟说“这是上帝的审判，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上帝的旨意得到彰显，使我感到安慰（29）”。总之，马丁·路德是全力反对通过农民革命来达到宗教改革的目的。马丁·路德初期鼓吹用暴力来反对教会权力是要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等罗马蛇蝎之群，不是要农民那样的暴动。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的目的，只不过想在大学里对赎罪券进行公开的辩论，而且他是用拉丁文写的，根本不希望教徒群众参与其事。所以，当时“他的反对立场，根本还没有明确的性质（30）”。这95条论纲一公布竟成为德国各阶层反对罗马教廷的总动员令，这是马丁·路德未曾想到的事。因此，他就“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31）”。十六世纪初期的德国，由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封建主义障碍的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集中在反对罗马教廷的民族矛盾，马丁·路德就是在这场斗争中产生的一位英雄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马丁·路德出身在一个市民阶级的家里，市民阶级在当时封建割据的分裂的德国还是一个软弱的阶级，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自由贸易，反对封建割据。因此，他们也和十一、二世纪时的英法一样，支持王权的强化和国家的统一。所以马丁·路德提倡的主要是宗教上的改革，只满足于神学的革新，不敢也不想进行社会革命；他所反对的是教会封建主的罗马教廷的民族压迫，不是世俗封建主的国王和诸侯。马丁·路德一直是在撒克逊选侯的庇护下，呼吁世俗封建主起来致力于宗教改革，建立德国的国家教会，这是马丁·路德阶级的局限，也是当时的社会的要求。
    第五、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是农民强有力的武器。1521年5月，马丁·路德在撒克逊选侯庇护下，住在瓦德堡的时候，将圣经译为德语。第二年九月，德文新约正式出版，这“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已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32）”。尽管路德仇视农民战争，但农民战争这一阶级矛盾的高度表现，却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推动起来的。德文新约就是它强有力的武器。这一功绩，又是马丁·路德所未曾预料的。
    最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西欧其他各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主要观点在于“信仰得救”、“廉俭教会”，提倡在宗教仪式中用民族语言代替拉丁语，教义根据于圣经。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以后，路德新教取得了合法地位。虽然在德国，路德新教实施的地区还限于北部和东北部，但是罗马教皇压迫和剥削德国的局面是改变了，民族矛盾有所缓和。这一切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随着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西欧各国的宗教改革，也被推动起来了，其中以卡尔文派影响最大。卡尔文认为，一个人靠斋戒、忏悔、赦罪等并不能获救，而获救与否是上帝在前世就注定了的。如果在现实世界上活动很成功，发财致富，就证明上帝选中你可以上天堂，否则，就证明你早已注定要入地狱。这种说教是适应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要求，同时用这一说教来掩盖其剥削起家的本质，所以卡尔文的活动在工业发达的日内瓦迅速取得成功。卡尔文派在西欧各国很快流传，对资产阶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恩格斯说：“宗教改革——路德和卡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