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掠夺东方出产的珍贵货物，找寻通往亚洲的航路是早期葡萄牙殖民者海外扩张的首要目标。占领非洲沿海地区，特别是东非海岸，建立通往东方航路的中转站和供应地是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十字军东侵后，欧洲和东方的商业贸易联系得到迅速发展。《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泛传播，更加激起葡萄牙贵族在内的欧洲上层人士对东方财富的掠夺欲望。中国的丝绸、马来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的香料、波斯和印度的宝石以及亚洲很多地方出产的药材使他们垂涎三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封建贵族和商人为争夺东方的货物，希望寻找一条避开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摆脱意大利商人的控制，直通东方的新航路。正是这种“冒险精神”的推动，葡萄牙人远航西非海岸，绕过非洲南端，经东非到达东方。
    十五世纪前半期，葡萄牙人对海外的地理知识比较浅薄。他们以为要寻找绕过非洲到达东方的航路是很容易的，误认为只消沿着几内亚湾一直往东可达“印度”，而“印度”又包括了整个远东，中国则在印度大陆上，而日本仅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而已。那时，葡萄牙国内已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统治，经济繁荣，国家有力量提供远航东方所需要的装备。葡萄牙成为西方国家对东方最早实行殖民侵略的国家。
    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航行到了非洲的最南端。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经东非沿岸于1498年到达印度著名的香料港口卡利卡特。以后又多次派遣舰队前往东方，为葡萄牙控制印度洋奠定了基础（24）。1505年，葡王任命弗·德·阿尔梅达为驻印度总督。果阿成为葡属印度的统治中心（25）。随后，葡萄牙人到达东印度群岛、中国沿海以至日本。他们为保证到达东方商路的畅通，在印度洋上保持着一支常驻舰队。除果阿外，又在马六甲和奥尔木兹设立海军基地。葡萄牙商船日渐东来。据统计，在十六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葡萄牙开往印度的船只平均为十四艘（26），运回需要的东方货物。
    非洲海岸对于葡萄牙向东方的扩张和商业掠夺至关重要。这可从当时葡萄牙人为非洲沿海一些地区的命名中清楚地看到的。1487年，迪亚士到达非洲的最南端，因遇风暴而无法前进，不得不退回葡萄牙。当他向葡王汇报时，把那儿说成是“风暴角”。若奥二世却高兴地认为，到达此角意味着到印度已有了希望，应称其为“好望角”。“好望角”这个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了。达·伽马的船队到达东非沿岸的克利马内时，认为已经找到了通向印度的正确路标，把在那里见到的第一条流向印度洋的河流称之为“吉兆的河”。在莫桑比克城，频于饿毙的葡萄牙水手受到当地非洲人的接待，给以粮食充饥、淡水饮用。水手们把这个地区叫作“好人的土地”（27）。这些名字沿袭至今。现在南非的阿尔戈阿湾也在这时得名的，意为“通往果阿途中的停靠港口”。
    葡萄牙人在非洲占据航道上的战略要地，建立城堡和商站，驻扎军队，使它们成为提供粮食、蔬菜和淡水等的供应基地和商品中转站。葡萄牙占领马德拉、亚速尔和佛得角诸群岛后，鼓励本国人移住这些地方。采取封建统治的办法，向他们册封土地，建立管理机构，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从1485年起，葡萄牙移民到达几内亚湾岛屿。在那里建立活动基地。斐南多波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上萄萄牙人经营的种植园迅速发展，其作物还能运回本国满足需要。生产的发展迫切需要劳动力。种植园主从非洲大陆运进大量的黑人奴隶来进行耕种。1500—1525年，仅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平均每年输入黑奴二千五百人。以后平均每年仍高达二千人。到十六世纪七十年代，那里奴隶之多，使种植园主感到对他们难以进行管理。
    在非洲沿海地区，由于掠夺黄金和奴隶而建起的城堡，也起着护卫和支援航行东方船只的作用。葡萄牙在安哥拉建立了当时最重要的移民区。设置总督，发展农业，服务于南往北来的葡萄牙商船。
    非洲东海岸是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扩张最重要的补给基地。葡萄牙殖民者在东非沿海建立了一系列城堡和商站，统治了二百年之久。早在1507年成为葡萄牙殖民地的莫桑比克城是他们在东非势力的大本营。葡萄牙殖民者血腥镇压当地非洲人的反抗。基尔瓦、桑给巴尔、蒙巴萨等著名的繁荣地区都遭到野蛮袭击。有的连城市都被夷平了。十七世纪上半期，由于荷兰势力的兴起，葡萄牙在东方的贸易日益衰落，葡萄牙在东非的统治地区也日益缩小。
    综上所述，十五一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为着掠夺黄金和奴隶，探测通往东方的航道而开始在非洲进行侵略活动的。随着掠夺的加强，其侵略范围也越来越扩大，建立了近代世界第一个殖民帝国。葡萄牙在非洲沿海建立起来的众多城堡、商站以及移民区，既是经济掠夺的据点，又是航行东方船只的中转站和供应基地。它们也是葡萄牙在非洲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桥头堡。在葡萄牙之后，荷兰、英、法等列强也开始入侵非洲。非洲人民最早蒙受殖民主义的灾难。近代殖民主义是在非洲产生的。葡萄牙殖民者充当了最不光彩的角色。西方学者在解释这时期葡萄牙人在非洲活动的原因时，有的说是为了“勘探加那利群岛和博哈多尔角以外的非洲海岸”（28）、“发展大西洋沿岸的贸易”（29）。也有的认为他们希望“进行自由贸易”，又“传播基督教”（30），拯救非洲人“蛮族”。更有的强调葡萄牙殖民者在非洲的活动出于“爱国的动机”（31），甚至还歌颂他们所表现的“百折不挠”的精神（32）等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当葡属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进入高潮时，葡萄牙政府利用纪念亨利亲王逝世五百周年的机会，极力鼓吹早期殖民者在非洲的“科学”和“人道精神”（33），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