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上看，日本人民是最善于向外国学习的民族，他们勇于吸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改变自己落后的和过时的东西，特别是近代以来，这种特点尤其引人注目。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在他1977年出版的《日本人》一书中，对日本引进外国文化，有过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像日本人那样自觉的、大规模的文化引进，在西方历史中是找不出同样例子的。”①日本人在引进外国文化的同时又能保持自己民族的个性，这样就使日本不断地进步。
    日本早在七世纪初叶，表面上是天皇统治，而实质上是一个奴隶主和氏族贵族联合统治的落后国家。而在此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已建立了隋朝的统一政权，从而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局面，紧接着唐朝又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与此同时，新罗在朝鲜半岛上兴起，它的势力甚至超过了高句丽和百济。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日本朝野上下就不能不考虑它自己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唐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它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各国使节与唐朝来往频繁，它的典章律法，为亚洲各国统治阶级所效法，当时的唐朝成了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安城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日本鉴于自己的落后，曾在中国隋、唐两代，不断地派遣僧侣和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和各种有关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来为他们的政治改革准备条件。
    早在公元六世纪末叶，日本苏我氏排挤物部氏，拥立推古天皇，皇侄厩户皇子以太子名义摄政，称为圣德太子（公元593——621年），他表面上与操有实权的苏我氏妥协，但同时积极加强皇权来进行改革。圣德太子改革的中心目的是如何提高皇权，以便削弱旧贵族势力，并移植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化，为进一步改革打下基础。这时“圣德太子又亲自评注佛经，修建佛寺，其中之一就是建在奈良附近的法隆寺（该寺因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和当时留下来的大量最精美的佛象闻名）。他还向中国派遣使节，以便向高度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学习，他开始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并起草了法规，其中包含了佛教和中国的训诫。”②但不幸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时，就于公元621年病逝了。这样， 朝廷就失去一个实行各项革新的核心人物。从此以后，在政治上并没有按照圣德太子所采取的方向发展，革新事业在中途出现了松弛现象，甚至引起了混乱。
    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专政，社会矛盾暴露。他非但不能抑制私有制的兼并，反而使贵族豪强之间的争夺日甚一日。它集中表现为战争频繁，奴役加重，农民破产。在苏我氏统治下，社会非常混乱，说明旧贵族私有部民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皇室和新兴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强烈要求进行改革。这时，和日本毗邻的强大中国唐朝的出现，也对日本皇室和新兴贵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派如中臣（藤原）鎌足等人就没有屈服于苏我入鹿的权势，他们力主抑制旧贵族，废除私有部民制，建立集权的统一国家。这一斗争就集中表现在大化革新运动上。
    这时中大兄皇子（皇极女帝之子）和中臣鎌足，曾向归国不久的留学唐朝的僧人学习“周孔之教”，他们就如何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进行讨论，并确定了改革方案。大化革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它是一次宫廷政变。公元645年6月12日革新派利用三韩③进贡仪式之日，中大兄皇子亲自举剑在太极殿杀死了苏我入鹿，从此，皇室就把长期控制在大贵族手里的政权夺了过来。同年6月14 日中大兄皇子拥戴皇弟轻皇子极，登这就是孝德天皇，他自己以太子身分摄政。凡是对诛灭苏我入鹿有功的人员，都担任了新政权的重要职位，内臣是中臣鎌足，左大臣是阿倍内麻吕，右大臣是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还特别任命曾长期在中国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旻二人为国博士，供天皇咨询，实际上就是新政权的顾问。
    在登极后的第五天，孝德天皇、前天皇皇极女帝和皇太子等人召集群臣，宣誓“天复地载，帝道唯一”，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名“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元646年元旦，颁布革新诏书， 按照中国隋唐封建集权国家的形式建立了国家制度。依照《唐律》制定了各项法规。
    日本历史上这个新政权的出现，决不能只看成是一般统治者的更换，而应该看成是政治改革派完全握掌了政权的一次政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是这次政变的两个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是想继承圣德太子的遗业，主要目的是要把豪族统一于皇权之下。
    大化革新后，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氏族和奴隶主的统治最后终于崩溃了，部民在革新后变为班田农民。班田法和租庸调法的实施，可以抑制土地兼并，解除了豪族对部民的奴役，固定了农民的租税和徭役负担，同时规定农民对宅地、园地的私有权，因此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一定好处，有助于发展生产。因此史学家把大化革新看成是一次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日本社会也就从此开始步入封建社会了。
    但是，大化革新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旧贵族势力对大化革新进行了顽固的反抗。公元664年，部民制度一度恢复，到了公元675年才算完全废止。虽然在革新运动中出现很大阻力，但封建制度一旦形成，不管代表旧势力的贵族多么顽强，也无法阻止改革的进程。公元701年（大宝元年）修成《大宝律令》（“律”六卷；“令”十一卷），就其十二篇的篇目和次序而言，几乎与《唐律》一模一样。这项法令的颁布，就将大化革新以来的一切改革，均用法律固定下来。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大化革新才算最后完成了。这是日本历史上吸收中国文化，再经过消化融合成为自己文化的一次重大改革。赖肖尔说：“大化革新的事件中，夺取了宫廷政权，他们更加热衷于引进中国的技术和政治制度。这种广泛的引进，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直到公元九世纪才减弱下来。这种引进的结果，使日本由一个落后的部落地区，一变而为东半球的一个名符其实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之一，它是用了中国的模式，虽然学得不那么十全十美。而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从一开始直到以后的一千年，都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他又说：“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在他们的文化中，哪些是引进的，哪些是本国的，因此，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向其他国家学习的好处。”他着重指出：“日本由中国学来的制度与文化，经过几代人对日本环境的适应过程，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再加上本国的特色后，就产生了一种从本质上来说是崭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许多组成部分，虽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是来自中国的，但它基本上又不同于中国文化，也不同于日本的早期文化。”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