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朝鲜所属社会性质
    关于古朝鲜社会性质的看法，史学界历来就有分歧。有的认为是原始社会，有的认为是奴隶社会。我以为，古朝鲜既不是纯粹形态上的原始社会，也不是明显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而是处于前者向后者过渡中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约公元前五世纪以后，朝鲜北部逐渐出现一个地域不大的“政权”（确切地说，是农村公社向国家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历史上习惯称做古朝鲜（或古朝鲜国）。从各种情况来看，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非常低下，居民“少田业”，“无耕作之饱”。这种情况，使得社会经济自然地以农村公社为基础，人们共同耕作，共同生活。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极不明显，国家还远远没有成为必要。有人认为，以为农民作为村社成员从事共同耕作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可以认为他们已经经营比共同耕作较为发展的个体经济。然而这种说法才真正的没有根据，因为史料上毫无这样的反映。这自然不如前一种说法可信。
    认为是奴隶社会的权威性材料是所谓“犯禁八条”，并把“犯禁八条”看成是一个成文法。“犯禁八条”是怎么回事？真是一个成文法吗？从何体现？持此意见的人并未回答，只是轻率地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因为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所以论者总是难免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他承认，两千年前的学者也只知道八条中的三条，另一方面却说自己知道是一个成文法，而又不说是从何知道的。
    “犯禁八条”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史记·朝鲜列传》记载：“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这就是“八条”说法的来历。不过这是句笼统话，不能说明具体问题。后唐人李贤注说：“《前书》曰：箕子教以八条者，相杀者以当时偿杀，相伤者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这就是目前文献中能看到的有关“八条”的记载。从这段文字看，自然不是八条，而是三条。在这里，问题是清楚的，我们只要思考一下就会问，顾然是成文法，有凭有据，为何不写完？为什么丢掉五条呢？这只能说明，当时修史的人并无什么文字根据。所以李贤注又说：“《音义》曰：八条不具见也。”可见，当时并没有什么成文法。可以认为，古代学者所据不过是长期流传的口头史料而已。既然两千年前的学者不能说明它是一个成文法，今人倘未掌握更充足的史料，又怎能肯定它是一个成文法呢？
    如果硬把它说成是成文法，那么是用什么文字记载的？怎样记载？西周时文字多是青铜铭文（当时还未出现竹简帛书的应用），但从目前发掘的古文字及其研究来看，并未发现这样的材料。而当时比中原文化落后得多的古朝鲜，既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采用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公元三世纪才传入朝鲜），因此，箕子入朝后，如果对于落后得多的不懂金文的当地民族只流于形式地刻一个条文，这在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制八条之教”不过是订立了一个口头法律而已，所以后人只知道有什么“八条”而无从找到文字记载的东西，更无法说明文字出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这样的传说也只有残缺不全的记载了。
    还有必要重复一下的是，箕子朝鲜和古朝鲜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把“八条”作为说明古朝鲜是奴隶社会的材料是不恰当的。箕子的“八条”不过是将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落后的朝鲜而已。
    有人问，既然箕子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就已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朝鲜，那么这种先进文化是否对朝鲜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根本影响而到古朝鲜时便促成了奴隶制社会的产生呢？我认为，中原文化的传入对朝鲜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起了促进的作用，但是还没有达到根本改变其历史进程的程度。因为文献和其他料材都没有这样的反映。箕子入朝时带去一批移民，但为数不多，后来虽又不断零零星星进入一些移民，但总的数量与当地居民比起来，比例很小，在社会中不致产生重大的或根本的影响。直到古朝鲜时期，社会仍未完全具备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从正面料料来看，怎样也不能表明古朝鲜已进入奴隶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国家机器及政权组织形式等，关于这一切重大问题，在各方面都无所反映。相反，只是反映了原始社会的一些情况。
    从正面我们虽然很难勾勒出古朝鲜的全貌，但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考察。
    约公元前后，在朝鲜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半岛北部兴起了高句丽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国家情形的考察来对朝鲜社会的早期阶段加以映证，作些说明。
    关于高句丽的情况，文献记载就充分一些了。初期高句丽由五个部落组成，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和桂娄部。很多情况表明，高句丽进入了奴隶社会。公元前的两三个世纪中，中国的铁器随着移民不断传入朝鲜，逐渐得到普遍使用。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朝鲜的考古发掘中就不断出土公元前三世纪燕国的货币“明刀”以及犁、镐、刀、斧等铁制品。“明刀”甚至在半岛南部的金海贝冢中以及琉球群岛上都有所发现。铁器的传入及普遍使用加速了朝鲜社会的急剧变动，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分化，加速了朝鲜原始社会的解体，向奴隶制过渡。
    由于阶级的分化以及阶级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国家便作为固定秩序的一种需要在奴隶制里面产生出来。正如恩格斯指出：“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66—167。）过去以传统习惯势力组成的氏族机构逐渐变成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人民大会的权力转移到少数人手中，氏族首领成为国王和各级官吏，等级尊卑日益森严。当时高句丽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以下有相加、大加、对卢、沛者等各级官吏，分别掌握军队、司法等国家机器。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原五部落的平等关系遭到破坏，桂娄部居于其他部落之上，垄断了王位，国政走向统一。
    当时的社会尽管有了国家形式，但原始氏族残余仍然十分浓厚。例如婚姻家庭形式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三国志·魏志》卷三十《高句丽传》载：古代高句丽，“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这说明虽然已经有了一夫一妻制，但母权制残余仍还存在。又如，此时继续存在的一年一度的迎祭部落神的“十月东盟大会”，还具有部落成员的原始人民大会的性质。不过尽管如此，国家在高句丽时期确实还是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