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城邦问题的讨论中，一种观点是：城邦就是城市国家，是原始公社瓦解，国家产生的原生的、自发形成的形式，或原始的国家形态，具有普遍性。即认为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也就是城邦。
    对上述观点，尚不敢苟同，下面仅此就三个方面谈一些不同看法，请教于各位行家。
    这三个问题是：一、城市的产生和国家的产生是否都是一致的，即最早的国家是否都是城市国家；二、城邦的概念和其最本质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三、古代西亚、北非早期国家与希腊城邦的根本差别，它们能否都称为城邦。
    一
    所谓城市国家，通常的解释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周围几个农村地区而成。因此，凡认为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的同志，也必然认为城市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是同时的，一致的。这一看法，自上世纪末英国学者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使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理论以来，加上近数十年在各地发掘出了不少早期古城遗址，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宏观古代世界历史的图景，并不是凡有国家的地方就有城市。如埃及早期的许多“州”和“州的联盟”，实际上只是一些村社的联合①。在希腊，也相当广泛地存在着没有城市中心的政治实体②。甚至赫赫有名的斯巴达，到公元前四世纪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侯，所谓城市，也只不过“是一些古老形式的村落的聚集”③。难怪有的学者说：“斯巴达原来就没有城市中心，而是五个村落的联合”④；有的则称斯巴达为“假城市”⑤。也不是凡有城的地方就有国家。如西亚巴勒斯坦地区尚处新石器时代的耶利哥遗址，已有了石砌的城墙和塔楼⑥，希腊大陆晚期新石器时代色萨利的狄米尼文化遗址中，也出现了把整个居住地围起来的防护城墙⑦，但它们仍都是氏族部落社会，没有形成国家。城和市也不是一回事。有了城墙、城堡，是有城的开始，但并不一定有市。因为市是随着劳动分工、手工业的专门化、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需要集中进行买和卖的市场后才出现的。上述耶利哥城、狄米尼城，显然是没有市的。也可以这样说，城是产生于防卫的需要，市则产生于私有制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把城和市等同起来，把城市的产生和国家的产生都一致起来，从而把最初的国家都称作城市国家，是值得商榷的。
    一般说来，最古城市的产生，大抵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作为氏族部落公社或农村公社管理和宗教活动中心地的聚居村落。在这些聚落里已经有了供祭祀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固定场所，通常是较大的一块空地或一所房子。西亚两河流域哈逊纳文化时期村落里的长方形建筑，哈雷夫文化时期农村的园形房屋，大概就是这种公共活动的场所。希腊、罗马各地处村舍文化阶段的聚居村落，也大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是随着各氏族部落之间，公社之间战争的频繁，为了防御外敌经常入侵的需要，出现了由城墙、塔楼、城堡和卫城构成的防御体系。其中，城墙和塔楼出现较早，在前述尚处新石器时代的耶利哥（约公元前7000年）和狄米尼（约公元前3000年代前半期）遗址中就见到了。城堡和卫城出现较晚，已属铜石并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事了。在西亚，直到两河流域南部的欧贝德文化期（约公元前4300-3500年）， 才看到了建在台地上的巨大神庙和用厚实的墙围起来可能是首领住地的防卫性建筑⑧。在希腊，到公元前3000年代后半期，在半岛南部的太林斯和勒尔纳古遗址中，才首次出现用厚墙围起来的直径分别为28米和25米的“王宫”城堡式建筑⑨。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时代古老的城堡消失以后，在荷马时代晚期又开始了城的产生过程。从这一时期的考古景况看，上述城产生中的两类形式表现得更加鲜明。一类如小亚细亚沿岸的斯米尔纳和安德罗斯岛上的扎哥拉古城遗址（均属公元前九一八世纪），其居住地周围（除有天险可守的部分外）筑起带有塔楼和城门的城墙，没有卫城建筑，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夹在居民住宅之间。另一类如希奥斯岛上的恩波利奥古城遗址（均属公元前八世纪），是有设防的城堡或卫城（建在山丘顶上，作为防卫区、避难所和公共活动区）与未设防的“下城”（居住区）之组合。在这里，居民住址和宗教、政治活动中心是明显分开的。苏联学者Ю·В·安德列耶夫有条件地分别称它们为“内向型的”（интравертный）和“外向型的”（экстравертный）两种居民点类型，并指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建筑形式，首先取决于战略性的考虑，取决于在敌人进攻时某种保护居民原则的选择”⑩。也就是说，它们的出现首先是由于防卫的需要，而不是经济的需要。因此，在希腊世界，它们大都建立在不大的高地和陡峭的山坡上，或三面临水的半岛上，而在没有这些有利防卫的地方，则用城墙把整个居民点包围起来。安德列耶夫还认为，当希腊这些古城（他称之为最初的城邦）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侯，它们与日耳曼人古老的Burg（城、镇）、凯尔特人的oppidum（栅寨）、斯拉夫-罗斯人的городище（古城、城堡）很少差别，都是一些部分地或整个地是一座用土墙和栅栏围起来，或者紧挨在卫城脚下的设防的公社居地，氏族村落。这里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农耕性质。在这些遗址中，看不到手工作坊和任何类似市场的东西。 他称之为“似是而非的都市化”（квазиубанизция）（11）。也就是说，这些主要是作为居民避难所的城，还是有城无市，不能称为真正的城市。类似这种作为不大地区居民避难所的残余，直到所谓希腊化时代，在伊庇鲁斯北部还可以见到。它是由停滞的偏僻山区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这里，住地为山岭所分割，村社之间很少联系（12）。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和3000年代初期建筑在丘陵上和围墙中的苏美尔各城，与此同时出现在尼罗河沿岸的诺姆（州），实际上仍处在这种城乡不分的阶段。它们由独立的村落构成，其中心是作为村社经济管理者的神庙。值得注意的是，在苏美尔语中，城市和农村都称为uru,uru也是对农村公社的称呼（13）。在埃及，诺姆的象形符号{K514501.JPG}，更明显地表示出它是一块水渠纵横交织的农村居地。苏美尔的表意文字则与的意义与用法相符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