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英国政治家迪斯恩里在游历欧洲后这样描写法国城乡人口差距：“他们之间没有交往没有同情，彼此不了解各自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好像生活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星球上的人”。①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与法国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转化同步，法国农民也在实现其自身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演变。社会发展的主动者人的演变是社会变革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它从人的生产活动、社会交往、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整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嬗变更新的深刻内涵。
    一
    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是农民个人或农民阶层发展成长的基础。在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历史时期，农民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突出地表现为广大农民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普遍增长。
    在17、18世纪法国农业商品化萌芽发展时，首先是法国贵族对此做出反应。贵族们掌握着远远大于其个人消费所需要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向市场的转变“由唯一能从新经济形式中获益的大地主们推动”。②然而，法国贵族向商品化农业转化方式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用封建的手段榨取更多的农产品，然后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③这种不同于英国乡绅的经营方式在法国造成了不同于英国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一方面贵族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封建特权占有农民的经济盈余到市场上去交换，挥霍掉交换活动所带来的利益。这种经济活动的后果可以使贵族乡村、城市或凡尔赛宫的的声色犬马的生活更加骄奢狂热，却与农业再生产的过程基本无涉。另一方面，在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的佃农的剩余产品，甚至包括因生产增长而增多的剩余产品，几乎全部被商品化刺激而欲望大增的土地贵族夺去，佃农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生存和最低水平的农业再生产。即使是自己占有土地的农民，因占有土地很少，剩余产品不多，也很少能走进市场。更何况贵族的封建特权常常使农民在产品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一来，大部分的交换活动都由不参与生产过程的贵族来完成。生产者农民几乎不进入流通领域，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与农产品的流通过程脱节，产品的交换活动不能给生产以新的刺激、新的推动和新的导向，这样的商品交换活动也就不可能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有生产者与市场发生直接联系，生产者进入流通领域，这样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使自然经济走向解体。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土地贵族的封建权利，消除了横亘农民与市场之间的障碍，又使得广大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增加扩大，为农民直接进入市场扫清了道路。但“大革命对农村经济的改造很少，直至19世纪中叶，土地结构、生产技术和生产率没有根本性变化”。④的确，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19世纪前半叶是一段相对静止时期，这是一段无声无色无花无果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相对平静之中，法国农民通过静悄悄的劳动，使生产力日积月累地更新和发展，为19世纪下半叶的显著变化储存了力量，积累了条件。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反映农民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而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增长至关重要。“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⑤革命解放生产力，农民的劳动热情大增。19世纪前期，尽管农村中贫困和饥馑的生存危机普遍存在，农业生产率还是有较为明显增长。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卡隆引证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840年统计，小麦每公顷产量是9.5公担，黑麦的产量是7.2公担，“这一数字对18世纪的作者来说是难以置信的”。⑥如说农业产量无常，那比较当时标准所划分的丰歉年的单位产量还是可以看出明显的增长趋势。1826年丰年的每公顷平均产量是12.18公担，在1835年的中等年景，单位面积产量增长到13.43公担。同时期巴黎盆地的每公顷产量甚至达16.7公担。⑦又一位法国经济史学者F.洛朗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数据。黑麦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由1815-1820年的5.1hl（百升）增至1840年的5.4hl及1880年的6.7hl。小麦的单位产量由1815年的10.5hl增至1880年的15h1，增长了40％。⑧虽然上述两位学者采用的计算单位不同，也尽管当时法国的农业生产率还低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8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的小麦平均产量是20h1，⑨法国只有15h1），但上述数字揭示了这样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即法国的农业生产率在增长，法国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在提高。
    一般来说，生产率的增长与商品率的增长成正比。农民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表明农民商品交换能力也在提高。由于生产的增长，至19世纪中叶法国农村的“生存危机基本结束”，⑩这是农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后，法国农民，包括中小农超过其个人生活消费和再生产资金的生产节余越来越多，在日益增强的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地走进市场。1852年100名成年农业劳动者可供养459人，1882年，尽管饮食水平提高，100名农业劳动者可以供养590人了。（11）由于生产水平提高，1850-1875年维持农业劳动者个人家庭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不包括轮作因素，由高地2.50-2.80公顷和平原2公顷的标准，降至高地1.8公顷、平原1.2公顷，维持起码生存所需土地下降40％。（12）维持生存所需土地的减少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农民增多，因为占有超过这一最低水平线以上的农民都可能或多或少地与市场发生联系。
    那么法国农民的个体和总体卷入商品生产的水平究竟有多高？笔者迄今还未见到有关的具体材料，但可以根据其他材料做出判断。据1862年对全国3226000位土地经营者的耕种面积统计，耕地10公顷以上的总计占耕种者的25％，（13）以前述维持农民家庭生存所需的土地数字为据，这些占地10公顷以上的农民是有能力为市场而生产的。另一材料记载“1882年约有80-90万人习惯性地在市场上出卖剩余，这意味着其余占农民总数四分之三的人未完全卷入商品农业”。（14）这四分之一经常在市场上出卖产品的生产者与耕地10公顷以上的占总数25％的耕种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内在联系。许多材料表明，大农场主通常是革新的先行者。由此推之，占经营者总数四分之一、占地一半以上的大生产者首先转向资本主义商品化生产，其余四分之三的农民也或多或少地进入了市场。
    地方市场的增多也反映了广大农民普遍的交换活动的增长。以不甚发达的多姆山省为例，“1903年全省有172个每年一度的市场。其中44个据说是自古以来就有，21个建立于1850年以前，14个是在1851-1870年出现。随后出现高潮，1871-80年涌现39个新市场。1881-90年增加21个市场，1891-1903年又增加33个”。（15）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70年代以后，市场增加速度明显加快，这一现象说明农民与市场建立了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农妇们不再是每年五六次跑市场。开始每周一次去市场出卖家禽或牛奶制品，新的现金收入逐渐使她们成为市场上的消费者，购买曾经是家里制作的或者根本不曾有过的奢侈品：鞋子、围巾、雨伞、衬衣、咸鱼和鲜肉”。（16）许多中小农在附近市场出卖为数有限、但日益增多的农产品，而经济力量强大，生产剩余多的一些大的农场主已把他们的经济活动转向亚眠、鲁昂和巴黎这样大的中心城市。他们之中有的把其产品卖给中间商人，有的甚至直接通过铁路到大市场出卖粮食，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品生产者。
    以物质生产能力的普遍增长为基础，广大农民频繁的、普遍的、日益增多的商品交换活动改变了生产者与市场不发生直接联系的自然经济的市场流通结构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在从事新的经济活动和新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农业生产者本身的社会生活和思想面貌各个方面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劳动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