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28日，是苏联文学奠基人高尔基诞辰125周年。尽管近年来俄罗斯一些人对高尔基颇多非议，但俄罗斯报刊在这个日子前后还是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其中虽有对高尔基贬抑之词，但持论较为公正者更多。一位作家说：“高尔基的文学才能也许不像他的崇拜者捧的那么高，但完全否认这种才能也是不公正的”，“他35岁时已在世界驰名”，“他的戏剧《在底层》曾在柏林一家最好的剧场连续上演两年，然后又演遍了德国其他剧场”。这个事实说明了高尔基作品的社会效应和影响曾经是多么巨大！
    俄罗斯报刊近来披露了一批过去保密的高尔基资料。从中我们获悉的重要情况之一是高尔基与布哈林的关系：原来，高尔基与这位担任过俄共（布）领导后被错误处死的政治家曾经是意气投合的好友，而且两人曾经共同推进过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发展。对此，过去的苏联历史、苏联文学史，乃至高尔基、布哈林的传记都未曾触及过。
    列宁认为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但由于高尔基出过几次重大的政治错误，以致列宁感叹道：“高尔基为什么要搞政治呢？”列宁与高尔基友谊深厚。列宁虽对高尔基作过不少批评，但更多的是亲近、友爱、尊重、关怀。高尔基尽管有时在政治上理论上与列宁有距离，但对列宁本人是敬重、热爱的。1921年高尔基健康恶化，在列宁一再要求下，他到德国治疗。不久后，俄共（布）中央委员布哈林到柏林参加国际会议，列宁委托他前去探望高尔基。由此开始了高尔基和布哈林的友谊。
    高尔基比布哈林年长二十岁。他过去读过布哈林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由于自己的偏见，对之并无好感。但这次他在德国见到来访的布哈林后，却很快就喜欢起他来。也许因为两人都博学多识，对许多问题见解一致或接近，两人都正直淳朴、平易近人、真诚待人，性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建立起忘年之交。生性活泼的布哈林在高尔基面前十分随便，常常戏谑地称呼他为“美髭公”，并且敢于直率地谈论高尔基政治上的迷误，高尔基听到后并不反感。布哈林回国后一直与高尔基通信，在一封信里说：“您大概已经忘了我们共度的那些夜晚，我们谈论列夫·托尔斯泰……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布哈林与列宁一样，一方面敬重高尔基的天才和为人，懂得他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批评他的政治错误。1922年，高尔基在国外发表一篇文章《俄罗斯的残酷》，重复了他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发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的错误，布哈林写信给他说：“您在哥本哈根《政治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使我们很痛心。《消息报》已开始对您发动攻击。我当然不能让《真理报》也那么做。但我也深感沉重。美髭公，您干吗在那种下流报纸上发表东西，而且是在热那亚会议期间？！您在那些资产阶级畜牲面前流露您种种悲天悯人的疑虑，他们高兴得了不得，我们却蒙受损失。况且，您怎么知道，工人和知识分子将会因农民而灭亡？……您不明白您的这番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客观效果，它可能被人利用……我对您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热爱您、敬重您。我们不能失去您，您也不该失去我们……”这封信意见尖锐，但高尔基读后却感到亲切，他部分地承认了错误。他在回信中，一方面为自己辩解，说他这篇文章效果并不坏，“已使某些人确信，苏维埃政权从历史来看是合理的”，“使人与苏维埃政权和解”；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不策略的。”他还说：“谢谢您写了这样一封同志式的很好的信。对这样的信，是不能生气的，而且要紧握您的手。”“您是个好人，非常好的同志！”1923年秋，布哈林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含有批评的信，上面说：“我读了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最近一期上发表的小说。很高超。读来是一种享受。但您是否受了西欧危机和对佛教思想价值重新评价的影响……一些正在灭亡的社会阶层特有的可悲毛病是否影响了您？您是否对自己身上的人的乐观精神发生了动摇？…现在是一种新的生活正在前进，应当尽一切力量建立它、拽住它、吞掉它、发展它、巩固它……只从逻辑上论证这种生活是不够的，要把心理转到这条轨道上来，而做到这一点，最好还是住在俄国。”这封信，既批评了高尔基，又表达了对高尔基艺术才能的崇敬，还传达了俄共（布）中央对高尔基回国的希望。这些事实，说明布哈林是十分善于对高尔基做思想工作的，也说明两人建立了能够互相理解的友谊关系。高尔基对布哈林尽管十分欣赏，但当他认为布哈林有毛病时，也不放过。他见到布哈林于1924年写文章轻率粗暴地批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院士，就给人写信说：“你能不能找到巴甫洛夫的著作《二十年经验》？布哈林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么不客气地对它进行批判……”不久，高尔基在一篇文章里公开批评了布哈林。后来布哈林与巴甫洛夫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尽管高尔基与布哈林在思想政治观点上往往出现差异，但毕竟还是同大于异，在文化、文学，反对“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等方面看法几乎一致。高尔基与布哈林比与其他俄共（布）中央领导人亲近得多。两人还互相影响。布哈林学识渊博，反应敏锐，热情活跃，在文化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与一批知名作家、学者和科学家的良好关系是其他领导人不及的。当布哈林还参与掌握全国全党最高权力之时，苏联国内的文化学术思想和创作活动是比较活跃的，这其中有他的功劳。与高尔基一样，布哈林坚决抵制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学界泛滥的极左思潮和宗派主义，反对“拉普”企图独揽天下、歧视非党“同路人作家”的错误倾向，认为文学战线应该团结更多的人，各文学流派应该自由竞争，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权应该通过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来实现，文学中不能有硬性指令。1925年，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这一主要是反极左思想和宗派主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过去我们仅仅知道，布哈林与伏龙芝、卢纳察尔斯基等人一起制订了这个决议。最近的资料证实，这个决议是布哈林执笔的。1925年5月14日，布哈林给高尔基写信，告诉他“党的文学政策也将改变”，“您心爱的文化事业也有进展”。当时住在国外的高尔基回信给他，说自己“为党的领导终于开始重视文学战线而感到高兴”。信中还对“拉普”对同路人作家的极左态度表示不满，说：“文艺界的青年们使我赞叹不已。岗位派对他们的态度是愚蠢的。首先，罗托夫、列列维奇、瓦尔金之流是庸才，而且显然文化水平很低。不要把新进的作家逼到一个角落里……他们生性就充满着对旧秩序的仇恨，本来已经够革命的了。他们自己会孕育出革命的、英雄主义的激情，这种激情现在虽然看来似乎平静，但却会对所有言行中的陈规旧矩毫不留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