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札姆察朗诺于1910年从鄂尔多斯首次发现《十善法典》抄本以来，学术界权威人士均认为该书系元代作品，是源于忽必烈的施政需要而问世的。究竟是不是忽必烈时代的作品，余以为尚有深入探求之必要，这便涉及到溯本求源之复杂问题。
    《十善法典》历数佛教世界神权国之历史，提出佛教源于印度，摩诃萨摩迪可汗首创政教两道并行之纲领，而后“政教两道”并行原则从印度传入吐蕃，再传入蒙古。因此人们将三大“神权国”中的“蒙古”当作“元朝”来理解，得出该书便是“元朝”神权国的施政纲领。余以为“蒙古”、“元朝”是两种概念不同的称谓。以《十善法典》中的“蒙古”当作“元朝”不免有混淆概念之嫌。人们所以这样认识，那是作品本身给人以误解造成的。
    就《十善法典》内容而言，它是“神权国”的施政纲领，这一点无庸置疑。书中亦明确提到忽必烈曾向“五色四夷”诸邦宣谕实施了“政教两道”并行之原则，并解释教权之律是咒、经，皇权之法是和平、幸福。①但是在元代汉文典籍中不曾记载忽必烈曾以神权国纲领治国。“中统诏书”明确记载了忽必烈的施政纲领是“祖述变通”实行汉法。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十善法典》内容，提出其内容“与元代无涉”②“与元代无征”。③弗拉基米尔佐夫说：“札姆察朗诺在鄂尔多斯发现了与祭祀成吉思汗有关规定的蒙古书籍，……但是利用这些材料时必须非常审慎，因为它们的来源有些可疑。”④这里所说的“与祭祀成吉思汗有关规定的蒙古书籍”中包含了《十善法典》的蒙文抄本。在《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弗拉基米尔佐夫介绍了诸多蒙古典籍，他只字不提《十善法典》，也不把它当作参考书来利用，并且提出它“来源可疑”，正是告诫我们取“审慎”态度，其“可疑”之说，当有实在根据，但他并未说明。
    《十善法典》既然是“元代作品”的话，为什么没有原本呢？如果忽必烈已经把它当作“施政纲领”来实施过的话，实施过程及其影响，当反映在元代典籍中，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皇帝有“起居注”，国朝有“国史院”，重大事件有吏官的记录；况且在监督实施过程中也会留下许多痕迹，可为后世人考证。但是“没有原本”、“没有颁行诏令”，《元史》诸“纪”中“无记载”，法律书籍中“无踪影”，而且事隔几百年不在北京，且在鄂尔多斯发现其抄本，这无论如何也是“可疑”的了。这一关键问题，研究者们不曾提及也不曾认真探索，只凭抄本中所及“忽必烈编著”的话来武断地认为它就是忽必烈的施政纲领，这是使人难以信服的。这正是本文提出要溯其源，究其本的原因所在了。
    沙·比拉先生在论及本书来历时说道：“多数研究家认为，这部史籍当编撰于忽必烈可汗在位时期，即13世纪下半叶。他们的依据主要是作品本身提供的材料以及萨襄彻辰所提供的材料。……能够证实这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证据，目前尚未找到。”⑤所谓“作品本身提供的材料”，除上述该书提及的“忽必烈宣谕”的那一段话而外，还有彻辰·洪台吉的“序言”。此序言谈及：“是忽必烈编著”并曾“与必兰纳识里撰写本校核过”。但是彻辰·洪台吉利用过的“必兰纳识里撰写本”，也不存在，更没有哪一本典籍曾记载元文宗时的必兰纳识里国师，怎样应颁行的需要而重撰此书。必兰纳识里，何许人也？《元史·释老传》中有其传，是畏兀儿人，精通诸国语，翻译大家，因“图谋不轨”受诛。而海西希先生曾提出，此必兰纳识里是畏兀儿人，并非该书序言所提畏兀金氏族。他说16世纪鄂尔多斯蒙古氏族中有许多畏兀儿金氏。又有学者认为元代必兰纳识里是国师，序言所及必兰纳识里是“微征国师”。这“国师”和“微征国师”是两种不同概念的称谓，不能混为一谈。⑥这样，学术界关于必兰纳识里究竟是指元文宗的国师，还是指16世纪鄂尔多斯人的问题，也应视作有“争议”的问题了。可是已有许多研究文章，已经下了“定论”，把《十善法典》成书时代定为1330年，即元文宗时期。这也是我们提出要追溯其源的理由之一。
    至于“萨襄彻辰提供的材料”，当指《蒙古源流》提及的作者萨襄彻辰利用其曾祖彻辰·洪台吉传下来保存于府内的“尊上转轮王著之《经教源流》”而言，此即其家传《十善法典》。但是萨襄彻辰并不了解此书“序言”的许多“矛盾”之处，因而沿袭了“序言”所记“系忽必烈编著”之说。关于这种记载，我们无须再作什么文章来考证其情，还是就其所提供的其他材料来叙说我们所要追溯的问题。《蒙古源流》在蒙藏典籍中是第一个明确记载“蒙古国”首次颁行《十善法典》的一部书。在《蒙古源流》中报道了达赖三世与北元阿拉坦汗于1578年在青海仰华寺法会上会晤的情景，彻辰·洪台吉致词并颁布了《十福经教之法》，这正是蒙古政权以佛教治理国家，宣布萨满教应是取缔的宗教之始。《十福经教之法》这个译名是道润梯步的译法，其实按蒙文原意应是《十善法律之书》。这样可以明确，该书记载的当时公布的正是神权国的施政大法。更为重要的佐证是《蒙古源流》不曾言明忽必烈曾颁行过《十善法律之书》，这样可以作出结论，北元政权在蒙古政权中第一次颁行了《十善法律》。这里可摘录它的成书过程：“参酌先时土伯特之转轮三可汗，蒙古之忽必烈彻辰可汗时之典章旧例，创立《十福经教之法》。”⑦这里说的是“参酌”“典章旧例”，不是照搬忽必烈时的《十善法典》，更没有说忽必烈时就有过《十善法典》。更为明确的是“创立”，说明以前不曾有过《十善法律之书》。事实也是这样，仰华寺法会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以“祭坛与王位”联盟的合法权力在蒙古地区传播佛教，这与元朝佛教只在宫廷和上层贵族中传播，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时的佛教才真正成了全蒙古人的信仰，成了“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