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这封信写于俄共（布）《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公布前一周，其基本精神与俄共这个决议是一致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俄共（布）中央负责起草决议的伏龙芝、布哈林、卢纳察尔斯基等人了解并尊重高尔基的意见，特别布哈林。因此，这个决议，既是俄共（布）中央的、也是高尔基思想的结晶。决议公布后，高尔基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十分赞赏。1925年7月13日， 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称这个决议“是一个卓越的、英明的文件”，“这是对我们文学猛击一掌”，“现在需要对青年作家及时安抚，加以鼓励，中央决议就是这样做的。”他还赞扬了布哈林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他表示感谢。
    1928年，高尔基回到祖国。在国内的最初几年，所见所闻使他大为激动，精神振奋。到处是沸腾的建设。人民群众对他极为热情爱戴。他全部身心投入了苏联文化和苏联文学的建设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布哈林来往频繁，与李可夫、加米涅夫等联共（布）领导干部也有接触。斯大林最初对高尔基也是尊重、关怀、亲切的。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说过：“高尔基比哪一位党的领导人的意义都大。”他有时到高尔基家做客，与之促膝长谈，共商文化事业大计。当时的作家扎米亚金说过：“在文艺政策上，高尔基是个高明的外交家，常常给斯大林以良好影响。”确实，斯大林接受过高尔基不少意见。当年轻的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特别是其第三版出版受阻并受到极左思潮的攻击时，他写信给高尔基求援，高尔基赞扬了这部作品，并向斯大林讲了自己的意见，还在自己家里召开的会议上解决了这部作品的出版问题。1930年，高尔基到意大利索伦多短期疗养，他请斯大林代他邀请肖洛霍夫前往该地共同度过一段时光。这件事虽不大，却表明了高尔基对肖洛霍夫的重视，也说明了高尔基与斯大林的接近，还表现出高尔基希望斯大林也重视肖洛霍夫。1932年，高尔基文学创作满四十周年，斯大林给他发去贺词：“亲爱的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衷心祝贺您，紧握您的手。祝您长寿，长久工作，以使所有劳动人民高兴，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恐惧。”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一些成员在高尔基家和许多文学家一起座谈创作方法问题，斯大林、高尔基的意见是一致的，最后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及其定义。高尔基对斯大林最初也是敬重并且亲切的。
    随着联共（布）党领导层分歧和冲突的加剧，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发生变化。俄罗斯一些研究者近来认为：前些时有人说高尔基完全受斯大林压制，这是片面的；又有人说高尔基完全是斯大林意图的推行者，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说高尔基对列宁怀着炽热的友谊，那么对斯大林则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更多地是实际工作的来往，而且越到后来两人关系越紧张，只是不公开化而已；斯大林不愿与高尔基决裂，那样对苏联、对他本人都不利；而高尔基也知道，没有斯大林的支持，他的许多发展苏联文化和文学的宏愿，是一个也实现不了的。
    1928年，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因斯大林违背新经济政策，强迫农民交粮而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后来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等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撤销了职务。禀性善良热情的高尔基对这场冲突不能理解。于是，像罗曼罗兰所描写的那样，高尔基这时“内心深处总是抹不掉这些目睹的事实，他的思想深处充满了痛苦和悲观。”最初他企图使布哈林等人与斯大林和解，后来又想使布哈林等人重返领导岗位。他煞费脑筋在自己家里安排斯大林与这些人似乎是出乎意料地见面。斯大林往往佯装同意高尔基，但实际上并不接受高尔基的意见。最后高尔基提出把这些列宁的战友安排在文化部门工作。高尔基在一封信里说布哈林“极有才能！简直是浑身上下发出光彩，怎么能把这样的人抛弃呢？”结果，布哈林被任命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宣传部部长，加米涅夫则担任了科学院出版社社长。
    布哈林遭罢黜后，与高尔基更接近了。高尔基希望他在文学上发挥才能。他邀请布哈林为他主持的《文艺学习》杂志撰稿。高尔基到意大利索伦多短期疗养时，布哈林给他写信说：“很想与您谈谈心，但亲爱的，不知何时能如愿。我常常想念您，尤其是心情沉重时……因为您能保存许多人性，为了发扬这种人性，是值得活着并进行斗争的。哦，我似乎又多愁善感了。”满腹委屈的布哈林，多么需要高尔基的友谊！
    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此前，联共（布）中央和文艺界为这次大会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文艺界一度稍微减弱的极左思潮和宗派主义又重新抬头。高尔基是筹备组织委员会名誉主席。但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忠实于斯大林的格隆斯基。在酝酿未来的作家协会理事会人选名单时，高尔基与格隆斯基发生了分歧。格隆斯基等人提出的人选许多是在文化界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却没有一些应该有的实际从事创作的作家。高尔基认为这样不妥。他也提了一个名单交给斯大林，这个名单中有许多非党的有才能的青年作家。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说，格隆斯基名单是宗派主义的，“分明是要组织一个企图统辖作家协会的宗派。这个宗派一心一意要掌权。当然，凭借党中央机关的力量，它是能统辖的，但它却没有对文学进行必要的、真正的思想领导的能力，因为它知识水平低，对古今文学的知识极端贫乏。”高尔基明确对斯大林表示，如果不是他的而是格隆斯基的名单得到批准，他就“坚决要求不当作协主席”，因为他“健康状况不佳，文学工作繁重”，而且“不善于当主席，更不善于应付各个宗派玩弄权术、使用狡猾伎俩的局面。”高尔基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揭露了文学界存在的下列不正之风。盲目吹捧，如报刊对潘菲洛夫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四部，1928—1937）过分吹捧，有的人说这部小说“认识意义是巨大的”，“什么著作也代替不了《磨刀石农庄》”，对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却只字不提。高尔基对《磨刀石农庄》运用许多粗话十分不满。拉帮结伙，雅申斯基给《真理报》投一稿，批评尤金，但由于《真理报》主编与尤金同属一派，稿件就发表不了。各有后台，“这些宗派都有后台。某些领导干部各有自己的文学家，对他们倍加关注，随意赞扬。那些身蒙领导干部垂爱者自己又拉拢一批才能低于他们者组成宗派”，他们的关系“纯粹以日常个人利益为动机”，“某人当了后台，就把自己的虾兵蟹将的粗劣作品拿去出版，还为这些人争取住房等等”，这些后台老板都是“很无知的”。贪图享受，许多三十来岁的文学青年“过于贪求生活乐趣，急于享受。如果仅仅是普通老百姓这么样，那还无所谓，可是现在党员也这样，这就令人担忧了。”如此等等，高尔基都一一向斯大林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