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诗歌报告的是乌希耶维奇。开会前不久，高尔基突然提出以布哈林代替乌希耶维奇。斯大林勉强同意了。格隆斯基事后才得知此事。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卧病在床，收到了他们报告稿的小册子。我当即打电话问斯大林，怎么会这样，会有这样的报告？斯大林愠怒地回答说：‘是高尔基硬要这么做的，他坚持！’不久后我在《消息报》社楼梯上碰到布哈林，我对他说：“你怎么能写这样的报告？人家说你是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家，现在你又引导作家去当颓废派。你不应该去做报告！’听到这些话，布哈林紧张得脸抽搐起来。”但在高尔基的坚持下，1934年8月，布哈林还是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诗歌、 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再次强调对艺术不要作强制性的指示，主张艺术要“富于感染力和丰富多彩”，“包含人类全部感情—爱、幸福、恐惧、苦恼、愤怒等等，人类全部的期望和激情”，认为“艺术只能从多样化和质中产生，从广泛的自由竞争中产生。”这些观点是完全符合列宁思想，也符合联共（布）前此公布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和《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两个决议精神的，并不新鲜。但布哈林精于理论，善于表达，他把这些问题说得生动透澈，在当时极左思潮还很严重的形势下，人们听来格外解渴。如果说这个报告有什么新奇之处，那是他提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方法已经过时，被视为颓废派的帕斯捷尔纳克才是苏联最佳诗人。这个报告，赢得了会场多数人的热烈掌声，却也惹得一部分人暴跳如雷。布哈林在成功的喜悦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他对友人说，代表大会那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无异于对他宣判死刑。
    确实如此。这从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变化可以见出。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和高尔基写了那些信件之后，斯大林对高尔基疏远了。除了有一次在高尔基家中会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并共进晚餐外，斯大林不再到高尔基家中去了，甚至不接高尔基打去的电话。更有甚者，1935年初，《真理报》还发表了几篇公开攻击高尔基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还是常到高尔基家去。罗曼罗兰亲眼看见他们两人像孩子似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罗曼罗兰在回忆录里写道：“在高尔基家，与布哈林共进早餐。他年轻、快活、爱笑；跟高尔基打打闹闹，高尔基很快就求饶了，埋怨布哈林打得太重。”罗曼罗兰也喜欢布哈林，说他“头脑灵活，思维敏锐，朝气蓬勃，眼光远大，周身燃烧着不灭的天真和青春火焰，使你不可能不喜欢他。在高层次政治家中，他是精神境界最高和最有文化修养的。我在他身上看不见一点凡夫俗子的痕迹，也看不到一点虚荣浮薄的习气。他是一个长着水晶般大公无私心灵的人。”这些看法，是罗曼罗兰在高尔基影响下形成的，实际上也是高尔基的看法。
    高尔基于1936年6月18日病逝。布哈林失去了挚友和保护人。 他在报上发表的悼文称高尔基是“智慧的歌手、巨人、卓越的艺术家、文化和劳动的圣徒、革命剧变严酷时代的伟大启蒙家、俄罗斯文学沉没的太阳。”次年，布哈林与李可夫等人一起被捕。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除“布哈林、托洛茨基间谍、暗害者和卖国贼”这样的罪名外，还有“参予毒死高尔基及其子”这样荒谬的罪名。罗曼罗兰在法国闻讯，赶紧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求情的信，信中说：“布哈林这样的人的智慧，是国家的财富。为了苏联科学的利益，也为了理论思想的发展，他应该活下去……我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高尔基家里多次遇到布哈林，他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友谊。如果这段回忆能救布哈林一命，那么，我就以高尔基的名字求您发发慈悲。”
    然而高尔基的名字并救不了布哈林，他于1938年3月被枪决。
    俄罗斯报刊发表有关高尔基的新资料时，往往说我们又认识了一个新的、过去从不认识的高尔基。确实如此，高尔基生平经历十分丰富，他在复杂的历史时代有着复杂的经历，进行了大量复杂的工作。过去对他的研究受到限制，人们所知有限。据说高尔基档案还有许多资料没有研究、没有披露，高尔基在国外托人保管的一个档案箱还不知下落。将来，随着新的资料的公布，我们还会进一步了解高尔基。但是，无论还有多少新的资料，高尔基作为一位作家，他的主要力量在于他的作品以及那些作品曾经起过的伟大作用。高尔基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永远是一只海燕，一头雄鹰，一颗火炬般燃烧的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而前面谈到的这些我们新近知道的事实，告诉我们，高尔基始终是高尔基，虽然有时做些错事，但永远是那么赤诚勇敢、热情纯真、博大开阔；他在苏联历史、苏联文学史上做的贡献，远远不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