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世纪前期的法国，特别是法国广阔的乡村还没有融为有机的一体。
    当时流行于法国西南部的一首民歌这样唱道：“每块土地有自己的冲突；每个乡村有自己的风貌；每个村庄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音；每座房屋有自己的规模。”（23）经济联系的缺少，语言、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不同，使法国农民在很大的程度上游离于在血缘和地域等自然共同体基础之上，以经济和政治的一致，以及语言、传统和宗教等文化遗产的共性为契机而组成的近代法国民族共同体之外。城乡之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使农民加入新的关系系统，使得农民的文化背景，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发生重要变化，农民开始与现代民族社会融合。
    在法国，民族一体的障碍之一是语言。法国人，特别是法国西部、东部和中南部的法国农民自古以来操几种语言，主要有旺代语（vendéen）、普瓦图语（poitevin）、布列塔尼语（breton）、巴斯克语（basque）、佛兰芒语（flemish）、德语（german）、加斯科尼语（gascony）、贝亚恩语（bearnais）、 卡塔卢尼亚语（catalan）等。这些语言与法语相去甚远，以至于对讲方言的学生来说，“拉丁语并不比法语更难懂”。虽然法语被定为民族语言--国语，但除巴黎附近的香槟、勃艮第、诺曼底和卢瓦尔河流域的一些省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许多农民不懂法语。据官方统计，1863年，37510个公社中，有8381个公社根本不懂法语，约占乡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许多地方，法语是上层人物的语言，“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母语是方言，外语是法语”。不同语言自然而然地造成一种强烈的地方主义认同感。不仅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缺少理解，难于沟通，彼此视为异己，而且语言屏障本身在人们之中划出的一个个界限，使整个民族难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实现融合。
    19世纪70、80年代，由于农业更多地转向为市场生产，农民与外界的联系加强，法语普及速度加快。1875年在埃罗（Hérault）的学校里，法语正在取代“方言”。1878年，在塞文（Cévennes）地区“年轻人都知道怎样说法语”。1873年， 在塔尔纳加龙省（Tarnet Garonne），“乡里人希望其子弟学会怎样用法语读、写、算”。农民越来越意识到使用法语这一民族语言的实际意义。许多农民虽然生活中还讲方言土语，但他们从在市场上听懂几个单词和个别句子开始，逐渐接受法语。这样，法语从北部向东部和南部推进，由沿海和大城市向内地扩展，法语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优美动听的法语终于被绝大部分法国农民作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的民族语言而接受了。共同的语言意味着人们在互相交往、信息沟通的媒介方面有了同一性。语言障碍的消除有助于人们摒弃地方砚念，形成民族一致的心理，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也因此大大增强。操同一语言--法语的法国农民与现代社会的融合程度也因此大为提高。
    表明法国农民告别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另一个标志是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80年代每座有20名以上学龄儿童的村庄就开一所公立学校，即使在偏僻地区也有大部分农家子弟踏入学校大门。1867年全国儿童平均就学率为69.1％，1876年为73.6％。从农村中招募的新兵中的文盲比例从1841-45年的39％，降至1871-72年的19％。80年代初级学校免费教育制度实施后，农村中的就学儿童还在增加，90年代公共教育的地区差别基本消失。
    农民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拓宽了他们认识了解世界的途径。60年代起，一些廉价的报纸杂志和故事书籍进入农村，冲击着农村中的传统文化观念。80年代，科雷兹的农民在市场买报纸回去阅读。1903年，上布列塔尼的一个1500人的村庄有15人买日报，更多的人在星期天买报纸或杂志。埃罗省的一个千人村庄，1907年有120人读报，1914年已有240人读报。多姆山省的农村19世纪90年代还很少有报纸，到1906年以后，报纸在这一地区已有广泛的影响了。（24）
    学校里的教育和报纸上的宣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的精神世界，使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以时间观念为例，对传统的农民来说，农忙农闲就是他们劳动和生活的节律，时间的意义微乎其微。一位农妇宁可步行35公里到一个市场上去以14个苏的价格出卖其12枚鸡蛋，也不愿意以12个苏的价格就近卖出。或者宁可等待某一天以20个苏的价格出卖其黄油，也不愿以19个苏卖出。在那时的农民看来，什么都珍贵，唯有时间不值钱。卷入商品生产的实践，使时间对农民来说也具有了新的意义。19世纪末一张法国明信片上的诗画，很生动地展现了这时法国农民的风貌。画面中是一位赶着双轮驴车卖完东西离开市场的农民，旁边有诗曰：
    轻车飞过两里格，物美价廉卖butter。
    半日光景就卖光，天天如此多快活。（25）
    多么轻松潇洒的诗画！1900-1905年，阿维农地区的一位观察者写道，农民开始领会“生产率和时间使用的概念”，他们认识到所有的劳动和时间都应带来收益，无益的劳动应该放弃。农民对劳动也有了新的认识，“劳动不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获得报偿”。商品经济的观念在侵蚀，改造着传统的农民。
    农民的视野也在扩展。以往狭窄的地域，劳动的艰辛和十分有限的社会联系，使得农民的目光仅囿于天气、收成、生计或村落地区的狭小范围里。新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新的语言和教育，以及报纸和书籍把农民的视野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1910年，加斯科涅地区的农民“仍然象往日一样谈论天气、收成，但他们也谈论政治和价格”。现在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报纸上刊登的来自远方的消息：墨西哥事件、审判和丑闻、坏蛋和犯罪，以及飞旋的机器”。（26）农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国家政治和法律的含义，但他们和民族经济发生了较广泛的联系，就感受到了民族、政治对他们的影响。关于法国农民与政治的关系，因篇幅所限，笔者另有文章，这里不多论述。
    综上所述，在农民个人物质生产能力、社会交往范围、独立的精神力量普遍发展的基础之上，他们不仅仅是丢开木鞋换上长筒靴，脱下粗布衫换上细布衣，在外貌形象上发生惊人的变化，而且开始了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本质性历史性的演进。在经济上，他们以新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土地，往来于村庄和市场之间，与乡村以外的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联系；在政治上，他们人数众多，掌有大部分选票，注视、关心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对切身利益有直接影响的国家或地方的政治；在文化上，他们进学校学文化，读书看报，讲习法语，力图了解外部世界；在社会交往上，他们减少了对传统农业社会精英的依附，不必再仰人鼻息、委琐胆怯，个人意识不断发展；在思想观念上，也经历着从传统农民变为商品生产者所必需的相应的转化。虽然上述这些变化因人而异、因地区而异，而且不论就农民阶层整体而言还是农民个人的个体而言，变化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但是，法国农民在创造参与新的经济生活的实践中所产生的新的观念、新的语言，新的交往方式以及新的素质说明，法国农民正在向自己的过去告别。一代新式农民呼之欲出！一个全新资本主义乡村世界在社会变革与农民自身变革的进程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