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后，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学在俄罗斯的状况及趋向如何，引起学界的关注。当然，对于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进行较深层次的思考和研究在现阶段还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本文只能对某些问题作以简单评析。
    一
    对俄罗斯历史学现状及趋向的评析，不能不对此前苏联的历史学作以扼要的回顾。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对俄国工人运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及俄国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后来苏联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以普列汉诺夫和波克罗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俄国社会结构、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最初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并且各种分歧在此后俄国社会的发展中，不断产生矛盾和变化。十月革命前后，对于如何根据俄国革命的实际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列宁曾反复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他还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②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都体现出列宁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在谈到国家建设时，列宁曾多次实事求是地指出：“要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③在这里列宁明确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苏联重新建构的基本原则。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他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④，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⑤。实际上，列宁已经察觉到，在苏维埃俄国这样一个建立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废墟上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阐释和运用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因此他在晚年多次指出要防止教条主义，防止僵化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了苏维埃国家的执政党，历史学的党性原则具有了决定意义。如美国历史学家G ·伊格尔斯所说：“传统的政治秩序在西方被民主制度代替，在东方被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所取代”，“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各科学院的协调作用，把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⑥在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解释几乎完全掌握在领导者手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定势以及某一时期“社会理论”的需要与否。
    在苏维埃国家建国之初，布尔什维克党对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十分重视，与此同时，历史学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的科研院所大都设有历史研究所，在各类综合性大专院校也都设有历史系，同时还邀请国外知名学者开办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讲座，培训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这一时期还着手进行了编写新的历史专著及教科书的筹备工作。对待持不同观点的旧学者，列宁指出历史学是一种科学的学术研究，因此不要对他们采用压制手段，可以让他们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业已开始，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日起，它就是与资产阶级史学相对立而存在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往往无视这种对立中的统一，而把两者间的斗争强化到极端的程度。这也许是后来苏联历史学长期困惑、徘徊、历尽坎坷的重要原因。
    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顽强地发展着，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复杂的国内矛盾使苏联不时地接受着来自各方的挑战和考验。在苏联，用什么力量来巩固和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摆在领导者面前最困难、最棘手的问题。斯大林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认为只有加强个人的权力、培植对自己的崇拜才可能统治这个民族众多、疆域辽阔的大国。这样一种心态对国家的决策及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开始逐步扭曲、变形。“为创造历史而产生的感情就直接迎合了政治需要，但是想使历史从属于政治运动，只是在斯大林时代才获得了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势头。”⑦从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对波克罗夫斯基“庸俗社会观点”和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批判；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大国沙文主义的抬头；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大都是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维系斯大林的个人专制，掩盖客观历史的真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任意剪裁和歪曲的结果。近年来俄罗斯史学界普遍感到苏联时期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已滞后于西方，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恐怕其重要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和运用。对外交往的封闭，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压抑，各种史学禁区的设立以及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不适当的强调，使得人类文明的丰富历史过程变得枯燥与苍白。所有这些乃是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变形的明显特征，这一特征在此后许多年都留有阴影，并且其影响还辐射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
    1956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可以说这是苏联历史学由封闭向开放的最初一步。“对历史学家来说，更大的自由以及在研究的一切领域里写出更准确的史学著作的时代看来即将来临。”⑧以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讨论，集中批评了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和简单化的阐释，指出了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对科学遗产的估计不足，批评了对许多颇有见地但持不同观点的史学家给以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近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50—60年代苏联历史学变革的直接结果是：苏联史学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史学界开始有所活跃，产生了一批较有价值的史学成果。60年代“产生了超过十月革命以来任何一个10年的历史思索、争论和学术成果的大丰收”⑨。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家开始尝试采用结构主义方法、计量史学的方法、系统论方法、心态分析等等来研究历史，对社会史的研究也逐步深入。
    到苏联解体之前，经历了70多年的曲折历程，经历了几代史学家的艰苦探索，在苏联已形成了一支较为庞大的历史学研究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起到重要作用。多卷本世界通史、苏联史以及各区域史、断代史、民族史、工人史、农民史等的相继问世标志着苏联时期的史学研究达到其发展的高峰，其中不少研究成果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成为本世纪人类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政治干预的逐步减少，对历史过程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认识的深化，表现出多元化以及各种学术观点的对立与分歧，苏联史学的这一深刻变化，预示着历史学的新的发展时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