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1年，曾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社会主义苏联宣告解体，不久出现了以俄罗斯联邦为主体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在独联体国家已失去了其神圣的地位，多元化的史学思潮和五花八门的史学观点不断出现，在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同时，社会科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现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下拟从几个方面做以简要评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几种主要不同观点。总的来说，在社会变化的巨大震荡中，在经济危机的沉重压力下，俄罗斯的历史学研究领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混乱、迷惘和徘徊。在这一过程中仍有部分学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历史的探索中，仍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如果说苏联社会主义的70年之所以走了不少弯路，这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造成的，相反，恰恰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结果。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应该用新的思维去继续和发展它。例如，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И·Л·法捷耶娃认为：“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在掌握世界社会思想的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本身代表了世界社会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也是要发展的。30年代和60年代社会学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已经指出了五种形态公式的局限性。”⑩俄国科学院民族所所长В·А·基什科夫认为：“当代历史学家应当具有健全的相对主义和一定的自我反省，这决不意味着抛弃历史的科学性。”（11）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А·Я·古列维奇指出：“马克思主张的系统性成了当代许多历史观点，包括远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2）在俄罗斯社会的剧烈震荡中，人们对人类历史的走向，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命运等等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近几年俄罗斯出现的大量政论书刊说明了这一点，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表示困惑、怀疑、或者肯定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而否定他们认为过时了的、不适用的部分。例如莫斯科大学教授В·И·库济辛在谈到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对古代史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某些问题时认为：“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术语，今天看来已经过时，尽管作为一个特殊性质的社会状况的形态概念也应当保留。他进一步说：还必须抛弃“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简单公式。实际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13）俄罗斯科学院《历史问题》杂志主编А·А·伊斯坎德罗夫指出：“由于在俄国形成的历史思想的立场和观点往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公式和教条，因而19世纪初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成就被忽视了，而且常常受到蔑视、隐瞒和歪曲。”（14）有的学者认为，原苏联“历史科学病得很重。我们错过了最近20至30年世界社会科学中发生的大规模突破。”一些学者则完全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他们认为“我国历史科学的危机首先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的崩溃有关。”（15）在对俄罗斯史学现状所阐发的种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中，蕴含着一个早已潜伏的理论误区，即把封闭、教条、僵化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混为一谈；把封闭、僵化、教条以及俄国社会历史的深层原因所导致的政治的衰败、经济的倒退和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等等归咎于马克思主义。
    面对俄罗斯史学界的现状，我们想从如下几个方面谈点看法。我们认为，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客观性以及它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探索的实用性，已经不同程度的为苏联几代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思想定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在史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史学各领域的许多研究工作，大体上还可能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进行下去。这里我们仅举一例，从原苏联及目前俄罗斯社会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苏联的社会史研究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遗产（革命前不少学者对俄国工人、农民、民族、移民等问题曾有过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6）苏联的社会史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在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60—80年代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著名历史学家顺科夫对西伯利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的综合研究；历史学家巴赫鲁申对17世纪俄国城市、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等等。在农奴制改革的社会根源、封建土地所有制、俄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哲塞·托波尔斯基认为：“由于格外重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以及阶级斗争和革命问题，从而把研究中心转到社会结构上；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社会连续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和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过渡的途径上。”（17）近几年来，由于俄国社会的剧变而促使史学家们更深入地研究俄国社会结构各方面的问题。如1991年出版的《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俄国远东历史》、《19—20世纪的俄国远东农民》以及一系列少数民族的社会史专著等等。哲塞·托波尔斯基指出：“社会史是苏联历史学中最先进的重要学科。其特征就是同经济史和政治史，并在一定发展的程度上，与社会意识的历史不间断的联系。”（18）可见，在俄罗斯社会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而其巨大的生命力正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当代东西方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正出现一个由对立向对话演变的趋向，俄罗斯史学家在这种交往与对话中正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一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妄自菲薄，重要的是“我国历史学家将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世界历史科学中的有用的东西，以便完善自己的方法论武器，同时又不落到重复西方史学的陈词滥调和疏懒学生的地位。”（19）实际上，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大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思维结构的影响。例如雅克、勒高夫认为：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我们）新史学的大师之一。”（20）美国当代史学家G·伊格尔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而运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要素。把这些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系统地阐释可以分析造成变革的各种因素的概念模式。”（21）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趋势，已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越来越注意了人口大多数同时对以经验为根据的社会科学敞开大门，因此发展得更加接近现代社会历史的主流。”（22）所以，有理由相信，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探索历史进程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俄罗斯的历史学研究中仍将占有重要地位，并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系统必须具备自身的调整和更新机制，这一系统才能永远充满活力，而这种机制的产生首先取决于这一系统的开放性。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我国历史科学是世界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必须“掌握世界科学在整个20世纪期间积累起来的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形成大大向前推进的条件”（23）。我们认为，在跨向21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各种史学流派和观点从封闭到开放，从对立到对话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为俄罗斯新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