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是苏联社会大变动时期。1921年苏维埃俄国开始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很快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折。可是到20年代末，苏联又匆匆中止新经济政策，全面火速推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结果导致在30年代确立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20年代的两次社会巨变中，农民问题始终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诱发变动的主要原因，又是变动后新的社会秩序赖以确立的重要前提。可以这样说，决定20年代前后苏联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农民安则整个社会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
    苏联的社会稳定首先取决于农民的稳定
    20年代前后，由于农民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非同一般，因此苏联社会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农民的稳定。具体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20年代前后的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国家
    俄国资本主义虽然在20世纪初就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但它仍然是一个农业国。1913年，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一半以上，全国80％以上的居民住在农村。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这种状况非但没有得到改观，相反，经过1917年两次革命和1918—1920年三年内战，俄国变成一个更为典型的农民国家了。
    在这期间，俄国的非农民阶级均遭受到沉重打击而削弱乃至消亡了。贵族、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特权被废除，他们当中的中上层分子纷纷出逃国外，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被十月革命后的几次国有化浪潮剥夺殆尽，绝大多数也跑到了国外。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也大批外流，人数剧减。据统计，上述几个集团总共约有200万人移居境外①。 就是苏维埃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也未能避免严重削弱的厄运。由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进入了国家管理机构或上了前线。此外，战争造成的破坏与匮乏致使大批工厂关闭，迫使很多工人去从事其他职业谋生，或者到乡村寻觅果腹之物。1913年在俄国大工业中就业的工人约有350万人，到1922年只剩下111.8万人②。列宁对此十分不安，他写道：“我们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端严重的破坏，已经失去阶级性，这也就是说，它已经逸出自己的阶级轨道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③。俄国非农民阶级的式微导致城市人口成倍减少。约有800万人移居和流入农村④。
    唯有俄国的农民阶级在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动荡之后反而相对壮大了。1917年，俄国农村居民占全国总人口82％，1920年上升到85％⑤。这样，到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之际，它完全变成了一个农民的世界。
    谈到苏联的农民，有必要指出，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至少可以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三个部分。十月革命后的土地改革和1918年夏天开始的“第二次土地改革”，结果使不少富农下降为中农，很多贫农则上升为中农，农村出现了明显的中农化趋势。土地改革以前，中农只占全国总农户的20％，20年代激增到60％以上。因此，20年代苏联农民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中农的稳定。
    （二）农民在20年代前后苏联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阶级的作用大小并不单纯取决于人数多少，更重要的是看它是否作为一个能动的集团来行动。20年代前后，苏联农民逐步向积极有为的方向演变。
    俄国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分散而封闭的村社，处于愚昧状态，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直没有多大影响。1905年革命使农民开始挣脱皇权主义精神枷锁，首次爆发出政治积极性。1917年二月革命后，广大农民要求无偿平分地主土地，并且自发夺地，从而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继续深入发展的巨大动力，成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同盟军，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内战期间，农民支持苏维埃政权平定了协约国策划的白卫军叛乱。但是，当广大农民对内战结束后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满而举行暴动时，苏维埃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相反，当1921年实施农民满意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社会便获得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稳定。
    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在苏联经济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他们向国家提供了几乎全部的商品粮，为工业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政治上，广大贫农与中农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直到20年代末，农民自治管理的村社组织在农村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比基层苏维埃机关的作用还要大。农民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俄共（布）党内也得到了体现。一是直接的，即农民党员增多，由1918年的5—8％增至1920年的25％。二是间接的，20年代党内历次争论和斗争都是围绕农民能否或者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展开的。
    （三）20年代前后农民对苏联其他阶级和社会集团产生了强大影响。其中，受农民影响最明显的是工人和士兵
    俄国的工人与农民分离不明显，他们到19世纪中期才摆脱农奴身份，但与农村与农民的联系依然密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内战期间，这种联系更为加强了，因为粮食短缺，60％的工人与农村建立了直接关系⑥。20年代以后工业逐步恢复发展，工人数量迅速增加，不过当中多为刚刚换上工装的农民。不少工人的家属依旧住在农村，有些人农忙季节还要回家帮忙。这种情况决定工人在不少场合是与农民一道行动的。1921年春苏俄发生了抗议战时共产主义的农民暴动，许多城市也相应爆发了抗议饥饿的罢工，其中以彼得格勒2月间的罢工规模最大。
    士兵基本上是“穿军装的农民”。1920年红军战士中有77.4％来自农家，因此农民的喜忧哀乐与军心变化息息相关。1921年春的农民暴动同样波及到部队。2月底，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举行反政府暴动。暴动者的主张中不少反映了农民要求，如取消征粮队，允许农民自由经营土地和自由贸易等。
    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广大农民迅速安定下来，工人、士兵的情绪也随之平静了。
    上面的事实说明苏联的农民问题实在不容忽视，列宁说：“农民是我国的决定因素，这是谁也不怀疑的”⑦。当然，苏联依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不过无产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工农联盟，必须不仅在政治上依靠和团结劳动农民，而且要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苏联的社会才能确保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