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稳定的关键是农民经济的稳定
    决定一个阶级如何行动的动机归根结底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苏联农民当然不例外，而且表现得尤为突出，尤为直接，这首先是他们的经济特性所决定的。
    革命后到20年代，苏联农民的生产方式与革命前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依旧是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他们往往以直接感受到的切身利益的损益来判断一切，以此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及其他社会行动。他们对土地的热情甚于对选举权的追求，他们对产量增减和农产品价格涨落的挂虑甚于对政府更迭和领土变更的关心。因此要保持农民的稳定，首先要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保证其经济稳定。20年代前后苏联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变动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土地。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再次唤醒了农民追求土地的世代理想。但是，俄国当时各党派唯有布尔什维克党极力支持农民马上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后，马上把地主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结果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从而保证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迅速建立起来了。然而仅仅把土地分给农民还不够，还要保证其土地收益才能稳定农民经济。因此当苏维埃政府1918年5月为形势所迫实行粮食专卖时，农民开始进行抵制。特别是1919年1月实行余粮收集制以后，按国家所需向农民强制摊派交粮数额， 这种近乎无偿的征集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因此很多农民主要是中农一度卷入了1918年夏秋开始的反苏维埃叛乱。但是当1919年白卫军大肆掠夺农民的财物、剥夺农民土地乃至屠杀农民的事件频频发生以后，广大农民又很快转向苏维埃政权，支持政府粉碎了叛军的进攻。内战结束后，地主卷土重来的危险排除了，苏俄政府却进一步强化余粮收集制，农民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再次由支持政府的力量变成了反对政府的力量。1921年春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农民暴动，仅2月份就达118起，并且迫使13个省中止了余粮征集工作。因此列宁说：“我们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⑧
    事实证明，苏维埃国家仅同农民建立“政治”联盟还不能令后者满意。这种联盟就是国家把土地交给农民，农民按国家摊派近乎无偿地交出农产品，显然农民在这里吃了亏。因此尽管工农“政治联盟”曾因1919年3 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中立中农改为团结中农而明显扩大了，然而由于它缺乏经济内涵，所以内战一停便失去了任何作用。
    为了克服危机，列宁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尽快对农民作出经济“让步”。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停止战时共产主义、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定。新经济政策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给农民处置剩余农产品的自由，赋予农民自由选择土地耕种形式的权利。此外，政策鼓励农民脱离村社另建独立田庄也有利于提高土地效益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措施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因此，农民负担减轻，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历经多年动乱的苏联农民经济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这种稳定有制度保证，那就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上的联盟”⑨。经济上受益的农民也就成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上的合作者。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便遇到大旱，许多地方出现饥荒，但是农村秩序良好，农民积极配合政府救灾度荒，1922年便夺得了大丰收，顺利地度过了困难。列宁当时总结说：“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缴纳了这样多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迫手段。……农民满意他们目前的境况，这一点我们是有把握肯定的。”⑩正是因为农民经济稳定，苏联社会20年代才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
    农民经济稳定的保证在于政策稳定
    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对20年代苏联的稳定起了决定作用，因此要保持继续稳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与精神，保持这种正确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如果一遇风波便轻易改变政策方向，那么肯定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与破坏作用。
    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社会趋于安定，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是用坚持、深化还是用背离、抛弃新经济政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对苏联大局的稳定关系甚大。当时人们争议最多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伴随私有经济特别是农民经济的空前活跃而出现的。于是有人据此断言这种形势对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扩展极为不利，从而危及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之中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党内的反对派从1923年起就要求中央对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加税，用来加速国营工业的发展。反对派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论点，主张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身上抽取工业化建设资金。反对派思想的错误实质在于视农民为异己力量，认为他们越富对社会主义危害越大。于是力主最大限度地挖私有农业来补社会主义工业。其实，在当时苏联那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是难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积极发展包括农民经济在内的各种私有经济成分。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能对农民经济进行调节与控制，使之朝公有方向演进。事实也是如此，新经济政策时期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日渐增多，1929年达55％（11）。
    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家布哈林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建立在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也不会带来社会动荡。他还具体论证了要通过市场贸易把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结合起来的意义与作用，而且指出在交换过程中要尽量缩小剪刀差。苏联党和政府正是根据这种主张顺利地解决了“销售危机”。
    销售危机是1923年秋爆发的。当时国营工厂的仓库里产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工厂生产下降，工人领不到工资便举行罢工抗议。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工业领导部门为了追求利润，利用市场垄断片面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造成的。1923年10月，工农产品比价竟为172∶54（1913年为100），农民尽量缩减购买工业品。销售危机威胁着社会稳定。面对严峻形势，俄共（布）中央顶住反对派压力，采取果断措施缩小剪刀差，1924年秋工农产品的比价复降为131∶92，农民积极出售粮食，购买工业品，国家顺利地克服了危机。嗣后，苏联党和政府继续深化新经济政策，积极鼓励和大力扶持农民发展商品生产。1927年，苏联农业总产值超过1913年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