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分化现象，有些人迅速富裕，有些人每况愈下，甚至不如从前的贫农。此外农村还出现了大批过剩人口，他们四处流动，政府有时只得动用军警阻止流民进城。这些都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反对派屡次以此为由攻击中央坚持和深化新经济政策的做法是“富农倾向”，主张用劫富济贫的办法解决分化，保住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反对派的这一主张同样是错误的。当时苏联农村确实存在贫富分化现象，但绝非主流，主要趋势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农化。而且分化并不是新经济政策本身的过错，它是因政策不完善造成的。有的人靠钻政策的空子暴富，有的农户则因失去应有的政策保护而濒临破产。因此，解决分化不能因噎废食，抛弃新经济政策，而要不断完善和深化这一政策，使之发展成为稳定的政策体系。还有，解决分化问题的结局应当是布哈林指出的那样，即在提高贫困农户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全体农民达到较为富裕的平等，而不能通过剥夺富裕农户来搞一拉平。20年代中期苏联党和政府是按这样的原则处理分化问题的，因而保证了中农化趋势正常发展。1920年中农占总农户的60％，1927年增至62.7％（富农不到4％）。中农又占全部承租户的67％，使用的雇工为75％（富农分别为13％和15％）（12），而且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中农占了67.5％（富农为8％）（13）。中农真正成了农村中的“核心人物”。从整体来看，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0年代中期是新经济政策的黄金年代。政策稳定，农业繁荣，工业回升，社会安定。反对派连续遭到失败，其骨干分子在1927年统统被开除出党。不过，反对派分子是因派别活动受处分的，他们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观点并未遭到彻底清算，相反，不久又死灰复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国家强大也就成了首要任务。党内很多人把尽快实现工业化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所以倾向于尽快消除私有制小农业与公有制大工业之间的“对立”，尽快消灭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富农。
    基于这种思想，斯大林1926年宣布苏联已进入“直接工业化时期”。为了筹措资金保证工业加速发展，一方面又人为地扩大剪刀差，加重全体农民的负担，同时限制农民的商品经营，从而挫伤了农民种粮与卖粮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富裕农户的纳税负担，26／27年度的税额比上年度猛增58％，超过贫困农户的100倍（14）。结果迫使许多提供商品粮较多的农户缩减播种面积，隐匿余粮。这样一来，终于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购粮危机。1927年底，国家收购到手的商品粮仅3 亿普特，比上一年还少1.2亿普特，只能满足需要的60％。于是苏联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放慢工业化，这至少意味暂时推迟国家达到强大；要么迫使农民多交粮，这就意味着要断送来之不易的农村稳定。斯大林把苏联早日强大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为此可以侵犯农民的私人利益，牺牲原有的社会稳定。在他看来，拖延工业化可能危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稳定又有何意义？何况破坏了旧的稳定，还可以建立新的稳定。1928年初，斯大林决定推广非常措施强迫农民交粮。同时在理论上接过反对派关于用剪刀差积累资金的观点，他说：“他们（指农民——作者注）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15）在击败了力主放慢工业化速度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布哈林以后，斯大林断然停止了新经济政策，火速推行农业集体化，结果这次剧烈的政策转变引起苏联历史上空前的一次社会大变动。
    斯大林认为集体农业的优越性首先是生产率和粮食商品率要比小农高得多，其次更重要的是从集体农庄收粮要比从千千万万个体农户那里省事可靠得多。当然，斯大林也把集体化作为解决农村分化和消灭富农的途径。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领导下，苏联于1930年初开始全盘集体化，到1932年基本完成，当时有61.5％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主要产粮区集体化农户的比例达80—90％。1937年，全国93％以上的农户成了集体农民。然而，高速完成的集体化并未给苏联带来农业生产的高涨，相反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做法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稳定造成了严重破坏。
    首先，苏联的集体化主要是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实现的，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列宁一贯强调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必须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而苏联集体化期间出现的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事例数不胜数。农民根本没有认识到集体化的优越性，因此在加入集体农庄前赶紧处置生产资料，尤其是大肆屠宰牲畜。其次，消灭富农出了严重的偏差。一是措施过火，苏联的富农多系新经济政策时期合法致富的，集体化时期对他们实行剥夺财产、流放他乡、逮捕入狱等做法无疑过左了，结果引起激烈反抗。二是划分富农标准太宽，各地还可自立标准，结果一大批勤劳肯干、经营有方的农民被当成富农，还有不少对集体化不满的中农甚至贫农也被打成富农。据统计，集体化期间遭到剥夺的农户比例高达12—15％（16）。
    这些错误做法损害了全体农民的利益，不仅招致富农激烈反抗，也遇到相当多的中农乃至贫农的抵制，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骚乱与暴动，农村局势动荡不安。农业生产力也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农业总产值比1928年下降了1／4，直到30年代末也没有扭转这种趋势。
    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证明，政策稳定是农民经济稳定的根本保证。政策不稳定容易导致农民经济破坏和农村社会动荡的局面。30年代初期苏联农村的严重困难与混乱主要是政策失误，即斯大林等人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操之过急，轻率中止新经济政策造成的。20年代的稳定彻底崩溃了，到30年代中期苏联才在农村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但苏联农业所受到的严重内伤则长时期难以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