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后，效法西方，振兴经济，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不到半个世纪，日本便从封建落后的小国，一跃跻入世界列强之列。
    二战后，战败国日本再度从废墟上崛起，仅仅三十多年，便在钢铁、汽车、化工、电子产品等诸多领域，雄居世界市场，成为令美国、欧洲又恼又怕的超级经济大国。
    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呢？各国日本学专家们纷纷著书立说，或曰日本经济奇迹得之于“独特的日本股份公司”；或曰得之于“美国的帮助和无需巨额军费开支；”或曰得之于“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融”等等。这些都不错。本文试从文化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角度，着重探讨日本文化背景——岛国地理文化的特点及其与日本近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关系，以求从其初始文化积淀而成的人文心理的认识角度去把握日本文化对其经济的影响方面及影响程度。
    日本的岛国地理环境对日本文化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地理文化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作用，这从其岛国地理文化造就的危机意识、劳作传统、群体主义和开放性几方面可以看出。
    1、危机意识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驱动作用
    日本除十三世纪有过一次蒙古的不成功的入侵外，直到十九世纪前未受到外国军事威胁，其危机意识的形成不能不归之于地理环境。
    日本为四大岛构成的南北走向的岛国，由于濒临太平洋的海洋性气候和其由火山隆起的地貌，故多有大暴雨、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胁，这使得其居民常有危机感；加之岛国资源有限，在发展生产上总使人有缺这少那的不足之慨，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深沉的危机心理，这不能不影响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及行事方式。
    首先，危机意识使日本人炼就一种善于审时度势的能力，即使危机才露端倪，甚至只是潜在性的，日本人就已高度重视，并立即决断，采取预防措施。
    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使日本人得以多次在危机来临之际安然度过。这不仅表现在国家危亡的局势面前，也表现在国家经济，企业经营方面。象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冲击，八十年代外国贸易限制，均未对以外国能源为生命线和以外向经济为主体经济的日本国产生致命危害。其中，日本人善于谋略，积极应变的能力起了很大作用。在企业内，日本经理们视市场如战场。也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使日本人变危机为机遇。
    其次，危机意识又促使日本人谋事重于行事，凡事必先计划，力求周全而不轻率行动。这种把握时局，预先设计的思维方式指导着日本人的行事方式，这在明治维新国家变革的整体思考上表现的十分突出。当时日本人痛感本国落后，急欲赶上西方。但与清朝政府仅引进西方先进技器不同，日本是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分析之后，分别从英、法、德、美等国引进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等制度和方式，进而混合构成了日本化的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有选择的拿来主义，使日本得以在优化组合基础上，短期内迅速赶上西方。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日本人在近代举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在1872年颁布“学制令”，推行全国性的强制教育，而且在对中、小学生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反复灌输日本无资源、必须加倍勤奋的危机观念，从而使教育出的学生成为既有完备知识，又有强烈竞争观念的现代型知识分子。这为迅猛发展的近代日本经济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人才资源。
    可以说，由于岛国环境、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已渗入到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战略思考中。二战后，日本政府出人意料地选择资本密集的产业（如钢铁、化工）为重点扶植对象，这与在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缺乏的经济条件下，只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达到合理使用和分配资源的现代经济学观点相悖。但钢铁为强盛工业国的基础，化工为新兴产业，这种选择显然属于战略思考。在日本上下一致的努力下，日本这两行业均达世界第一流水平。同样，日本在六、七十年代选择电子产品为产业结构重点，又一次显示了他们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能力，使日本电器领先一步并风靡世界。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其著《激荡的百年史》的序中指出：日本于败后复兴，归于日本人的“机智”，但他又说：“机智这种东西，和幸运一样不是信手拈来的。它们好象都是赠给具有卓越的历史敏感并勤奋工作的国民的一种礼物”。这里“卓越的历史敏感”我认为就是危机意识练就的审时度势而定战略的能力。
    2、勤勉的劳作传统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由于日本山多地少，相对人口而言耕地极为有限，这使日本人非得以辛勤的汗水投入有限的地力，或以超常的辛劳去垦荒造田才可以生存。这种勤勉世代相传，成为一种劳作传统，加之自然灾害的侵扰、日本人身上几乎不见田园牧歌所吟唱的那种大陆之人安居乐业、怡天养命的情怀，也不存在逐水草而居、惯于迁徒的游牧民族常见的那种散漫悠闲的习性。由于灾害无常，日本人在与自然相搏的过程中，磨砺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灾害一次次毁坏房屋、田地、甚至夺去一部分人的生命，但岛国地域局限使其剩余之人从不曾考虑迁居而毅然一心一意从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