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培养的吃苦耐劳精神和顽强不息的拼搏意志，普遍存在于日本国民身上。
    这种劳作传统加上儒教影响，便形成了日本人的劳动道德观念。生活于德川时代的被称为缔造了现代日本的两思想家，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一为禅宗长老，一为儒学大师，他俩一致地教导信徒，多劳动、多挣钱、少花钱。日本杰出的评论家山本七平在其著作《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中指出“对日本人来说、劳动不仅是经济成就的问题、按禅宗的标准，它也属于某种宗教修炼”。对于有人说日本人勤奋劳动是因为贫困，他反驳说：“不，我们勤奋劳动是我们信仰劳动，对我们许多日本人来说，做好一件工作，帮助自己的公司成长、繁荣、就是我们的生活意义——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东西”。日本人由其劳作传统中提炼形成的劳动道德观念，无疑对日本近代经济的增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同时，近代日本的迅速工业化，也与日本人顽强的拼搏意志分不开。日本人在当今世界剧烈的贸易战中，不甘居后，甚至不满足于居前，非遥遥领先不可。倾全力投入竞争的精神状态，促使日本企业家环绕全球去寻找市场和利润。
    当然，勤勉的劳作与坚韧的毅力，并非日本所独有，但日本民族将其保存至今，自然是传统的贡献。而这对于日本经济奇迹的实现有着切实的重要意义。倘若没有劳作去实施决策，那就会只有蓝图、而没有成功。
    3、群体主义行为方式及和谐的人际关系
    日本国土由四大岛为主体构成，但四岛很接近，海峡不成为交往的鸿沟，加上日本民族单一，又独处远东——其东南面为浩无边际的大洋，北面隔海是人迹稀少的西伯利亚，唯西面与朝鲜和中国隔海遥望。但朝鲜国小力弱，中国无心向外发展，使日本基本处于孤独状态，而这却养成了日本整个民族的认同方式；同时，由于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个人过于渺小，无群体力量则不足于挽救危亡之势。因此，长年的群体合作行事，自然而然地培养出日本人饱含集体主义精神的内聚力和人之间相互依归的心理。这致使日本人倍加热衷群体协同的行为方式。
    因而日本人极为重视群体内人际关系的和谐，其“和”的思想便准确道出大和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准则。
    具体分析，其群体主义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国一致的民族主义，一是集团一致的集体主义。
    民族主义，各民族皆有之，但在日本，其表现的则较为独特。由于群体协同一致为其民族行为准则，故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常成为一种超于理智的东西，这不仅表现在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战争中，狂热的民族沙文情绪使之绝少有异议者；也表现在加速现代化的全民动员的热潮中。当开国的决断一下达，许多日本人内心的攘夷观念便很快让位于先效法西方，强盛起来再说的观念。这种不加思索的近乎盲从的协同一致，轻而易举地使举国上下一致行动起来。也因此日本人几乎可笑地崇尚时髦，对外国舶来品争相接受。当然，这是表象，其本质仍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起作用。这甚至表现在选择经济学说上，日本人很自然地偏好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而将先引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抛在一边。因李斯特的这种带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经济学说与日本人脑中固有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谋而合，故此很轻易地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日本方式的理论基础。
    在集团中，日本人同样遵循集体一致的行为准则，这使得日本人始终鄙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日本始终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人的价值观。此外，日本人由其地理文化熏陶出的归属感，使无论企业或个人，都拥有一种强烈地依附某一团体的倾向或意向。日本四大企业组织——经团联、日经联、日商、经济同友会几乎包容了日本的各个层次及行业的企业。归属某一团体，使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得以与其他成员的利益紧密联系，无形中由构成共同体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凭借集团势力，在对外交涉中，易于维护自身利益，使损害和外来冲击降至最低程度；还可在集团内广泛交流收取各种信息、共享资源及其利益，从而增强自我保护机制和竞争能力。这种外求竞争，内寻和谐的集体主义，符合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故而日本人能够借助这种平衡在高强度的贸易竞争中，持久保持旺盛斗志。而且，日本人的集团彼此也有相互依归倾向，从而在对外贸易中，往往使欧美商人感到棘手，西方人以个人为单位的竞争习惯往往使他们在以集团为单位的日本对手面前败下阵来。因为行业竞争的规则无法制约常常带有国家性质的日本股份公司。
    4、开放性特征与自我更新的择优机制
    一般说来，处于不发达文明状态下的国度，总有一种体现统治者意愿的封闭性对其国民起着强有力的作用，唯此，才可以稳定内部。日本却非常幸运，虽然在明治之前的幕府一而再地发布锁国令，但在日本国民性中却具有一种开放性特征，这也应当归于日本岛国地理文化的功能。
    首先，因为岛国之人无论怎样闭塞，终究受海洋文明的影响。象汉唐王朝时的儒学，佛教东渡、十六、十七世纪时的“兰学”（由荷兰船带来的科技文明）的引入，倾乎都是随海潮涌来，属十分自然之事。据文化传播模式分析，日本岛国文化大体可归为“由外向内地选择吸附型”。这种选择吸附型特点，可谓日本民族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传统性格的体现。岛国之人因航海捕鱼、外贸交易、对先进的文明、技术自有一种急于变为已有的渴望，故此汉唐儒学礼仪政治代表了当时人文体制的最高典范、而西方蒸汽机船及其携带的火器集中了当时工业文明的技术精华、便先后成了日本人羡慕不已，仿效学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