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古籍《岭南摭怪·鸿庞传》亦有这样一段有关记载：
    雄王时，“时山麓之民以捕鱼为业，尝为蛟龙所伤，白于王，王曰：山蛮之种，与水族实殊，彼好同恶异，故有此病。乃令人以墨迹画水怪于身，自是蛟龙见之，无咬伤之害。百粤文身之俗，盖始此”。
    如果上述对古籍中的引述是与史实相符的话，那么，我们不妨亦可从中引出以下的初步推论，即历史上曾生活在扬子江流域一带的包括越南民族祖先雒越人在内的百越民族，他们崇拜的原始龙图腾标志，可能仅仅是一条如实的“蛟龙”之状，而且这种崇拜，也仅仅停留在出自对蛟龙加害的畏惧，因而“文其身，以象龙子”，以避“咬伤之害”而已。这与中原民族崇拜的龙图腾标志，其状为炎黄族团各部族鳄、蛇、凤、龟等图腾的综合标志，象征着各部族的团结和积极向上的充满理想浪漫色彩，其神“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这样一种介乎神灵与动物之间的龙相比，不能不说两者在民族文化内核和民族文化心理方面，显然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质的差异。这种重要的质的差异，显然是中原民族与百越民族，在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曾处于不同的生态时期，彼此之间社会生产力水平差距悬殊，导致古代长江流域北南两岸不同民族的龙文化起源，存在着形成基因和流播发展的差异，并由此而构成各自不同的民族龙文化特质。因此，不加分析地笼统地一般地认为越南民族龙文化是中国龙文化派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尽管认为，越南民族祖先雒越人的龙文化与古代中原民族的龙文化在起源阶段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龙文化。但并不认为，两者自古以来就根本不曾存在着任何关联。相反，我们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联系的，而作为古代中国人类多元化的龙文化特质，又总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聚集为“文化丛”。这个“文化丛”又往往以其中一个具有强大内聚力的文化特质为中心。因此，就包括越南民族祖先雒越人在内的古代中国百越民族而言，商周以前，当着他们与北方中原民族尚未完全处于同一国家政权统辖下的年代，其与中原民族的接触与交往，具有自发的、局部的和松散的特征，因而中原文化对其影响甚微。相反，曾一度强大的南方政权的楚越文化，对其更具有吸引力。到了秦代以后，这种情况就开始改变。由于秦始皇统一岭南，中原汉族的南移，汉族文化的输入，在封建统一政权的统辖下，特别是当着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 在今越南北部地区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后，民族的接触与交往，从过去自发的、局部的和松散的关系，逐渐转变为自为的、广泛的和紧密的关系，并随着这种关系的日益发展，促使雒越人及其后裔越南民族在主动接受强大的以汉族为中心和以儒教为核心的文化过程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妥协融合，并在一个具有特定的历史时期里逐渐导致各自的边界模糊消失，进入了民族文化接榫时期。这里所指的“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哪一时期呢？我们认为，根据雒越人及其后裔越南民族的社会发展史，这一时期似应划定在公元十世纪中叶，越南摆脱宋朝统治，开始建立以越南民族为主体的自主的封建国家这一时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时期，一方面越南民族的民族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唯一的选择，就是只有依靠以儒教为核心的汉族文化才能维持和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国家。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越南民族为维持和巩固本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的问题。
    首先，从越南建国后第一次迁都的历史看。公元968年， 越南建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在华闾建立了京都。从建都之时至公元1010年李公蕴登位之前，为了维持和巩固刚刚建立起的新生的封建政权，统治阶级强化了武治，与此同期，佛、道、儒虽然已先后传入越南，但在三教中佛教最为强盛，统治阶级不得不暂时依靠佛教的强大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儒教此时只好暂时屈居次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佛教的“六道轮回”相比，儒教的“三纲五常”更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与此同时，与儒教息息相关的正式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团结统一标记和世袭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中国神龙，也为越南封建统治者开始正式接受与认同。表现在，当着李朝取代了黎朝（前黎），李公蕴刚登上王位，就决定从华闾迁都大罗城，并改名为升龙（今河内）。李公蕴在《迁都诏书》中清楚地说明了迁都的目的：“以图大宅中，为亿万世子孙之计”。而升龙“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蹯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K5E804.JPG}，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京师之上都。”从上述诏书的内容看，这位越南皇帝把大罗城视作“龙蹯”之地，显然是以“神龙”自封，而把大罗城更名曰“升龙”则更说明其对“凌云而奋鳞”、“欲上则凌于云气”的中国神龙文化认同的民族心理。
    其二，从龙形的演变看。越南龙文化与中国龙文化接榫后，虽然越南封建统治者在对汉族龙文化的意识上产生了认同心理，但是升龙时代的龙形并非一开始就象中国的神龙。根据越南考古发现，不管是在哪一个李朝遗址发现的龙，都可以看出是在统一的概念下创造出来的象蛇一样光滑的细长的身躯，盘绕得那样柔和、自然。这一形象思维，是出自固守民族传统文化或是民族的求异心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在此不作妄测。不过据此，越南史学界有人认为，这正是水源和云雨的象征，它体现着种植水稻的农民的心愿。但是到了陈朝，龙的躯体就变得茁壮起来。特别到了黎圣宗年代，越南龙已经转化成形状壮实、头大、有角和颈毛、爪子向内弯曲。这种龙形的演变，据越南史学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中国明朝的龙形的影响，其形象也和在中国历代王朝一样，是越南封建王朝权威的象征。
    其三，从龙色看。在中国，在诸龙中以黄龙为最高贵。《瑞应图》云：“黄龙者，四龙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因黄帝土德，御黄龙。唐代就规定黄龙为皇室专用，历代皇帝以黄帝为祖，用黄龙、金龙自比。越南历代王朝也有黄龙、金龙、青龙、玄龙等。但越南皇帝也象中国皇帝一样，身穿黄龙袍、金龙袍。这一点，直至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越南传统古典戏剧舞台上看到。
    其四，从龙纹看。在越南古代各种器物、建筑装饰上，龙形也往往成为主要的纹饰。李朝时，龙纹就已经是石头和陶器上的雕刻艺术形象。陈朝时，一些有名的建筑物龙纹不但继续成为主要的图案，而且通过浮雕技术，使龙的形状从线条到形体都显得更为突出。另外，陈顺宗光泰九年，明洪武二十九年，越南历史上第一次发行纸币，一贯的纸币上就印有一条龙。到了黎朝年代，各种装饰图案上，其显著标志是龙。到了阮朝，更发展为规定民间在各种器物和建筑物的装饰图案中，不得采用龙、鲤、龟、凤形，龙被尊为四灵之首，并规定龙形为皇家专用纹饰。阮朝统治者，出于维护“唯王独尊”的权威，在民间明令禁止使用中国龙纹的这一迹象表明，此时，中国龙文化已渗透到越南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已被越南民族共同接受与认同，并在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标志着中国龙文化与越南龙文化接榫时期已告完成。而此时，越南最终完全进入包括中国龙文化在内的汉族文化圈的国家行列，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定局。应该说，这是符合越南社会进步发展的法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