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对于越南龙文化的问题的思考与论证不应止于此。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接受另一个民族文化并与之最后认同，从深入探索的角度要求，如果对其历史现象仅仅停留在对历史实践的演变描述和一般论述上，显然是个缺陷。对于越南龙文化问题的探索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在对越南龙文化的本源及其演变作一般描述和论述之后，应该从“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思想，都是统治思想”的这一理论高度，揭示其中最具有民族代表性和特质性的核心思想文化，加以印记，方能使对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而这一核心思想文化，往往并非与历史的实践同步产生和形成，而是在历史实践过程中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并由统治阶级的权威史家根据历史上与本民族有关联的先进民族史籍或本民族民间世代流传下来的传说、神话等，最后以一种明文形式载入本民族的创世史册公诸于世而流传下来。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当着有了文字以后，在一定历史阶段都会出现的。越南民族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只要翻开《大越史记全书补纪》卷首，在《鸿庞纪》中就会发现其文如下：
    “按黄帝时，建万国，以交趾界于西南，远在百粤之表。尧命羲氏宅南交，定南方交趾之地。禹别九州，百粤为扬州域，交趾属焉。成周时，始称越裳氏，越之名肇于此云。
    “鸿庞纪。
    “泾阳王讳禄续，神龙氏之后也。
    “壬戌，元年，初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至五岭，接得婺仙女生王。王圣智聪明，帝明奇之，欲使嗣位。王固让其兄，不敢奉命。帝明于是立帝宜为嗣，治北方，封王为泾阳王，治南方，号赤鬼国。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龙，生貉龙君。”
    吴士连是第一个将《鸿庞纪》载入越南历史（《史记全书》，见《安南书籍考》第30号）的人。对此，《越南古代史》作者陶维英认为，“吴士连对鸿庞氏的记载是根据中国史籍中有关交趾与越裳的记述，以及后来又依据《岭南摭怪》一书中的有关鸿庞氏的传说：泾阳王乃是鸿庞氏之后裔，为赤鬼国的帝王，和貉龙君娶妪姬生百男，是为百越之祖，从母而去的长子即越南民族之始祖的传说而写成的。”接着陶氏认为，“以上是传说中有关越南民族起源的记载，当然这些材料实属怪诞……”。
    我们认为，以上有关越南民族起源的记载，虽然已被今日越南史学界某些权威学者加以否定。但是，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是雒越人，系来自中国江南沿海的这一历史结论，当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联系两千多年汉族文化对包括雒越人在内的百越民族的儒化和影响，雒越人的后裔越南民族在主动与汉民族文化接榫的过程中，对一个历史上本来就与自己民族有着多元文化关联的高度文明的汉民族，产生民族的认同心理，并通过文字、传说形式正式载入本民族的史册的这一历史实践，并透过古人笔下的有关越南民族起源来自“龙子仙孙”的“怪诞”记载，我们仍可发现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合理的文化内核：即越南民族在建立和巩固本民族自主的封建国家过程中，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和民族文化历史关系不可割断的原因，对以儒教为核心包括龙文化在内的汉民族文化产生认同心理并理直气壮地付诸实践，这是很自然和很合理的事。这种对汉族龙文化认同的自然的、合理的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行为，至今仍在越南人民中顽强地显现出来，尽管“仙龙”传说早被史学界某些学者斥为“怪诞”之说，但至今越南人民仍以“龙子仙孙”自称，就是其中一例。
    当然，以上所说，仅仅是为了说明本文的主题，最后的真正结论如何，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不过，问题已向我们表明，在龙文化的问题上，汉民族与越南民族直接祖先雒越民族，明显地既存在起源阶段上的文化本源差异的次要一面，又存在后来长期民族紧密交往过程中，越南民族向汉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一面。因此，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发，帮助我们从传统偏见中解脱出来，去重新考察和认识一些我们过去可能缺乏正视的历史问题，使中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取得深入和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年中译本。
    [2]【越】明峥：《越南史略》，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
    [3]何光岳：《龙图腾在炎黄族团的崇高地位》，载《新华文摘》1992年第6期。
    [4]钱文忠：《论文化接榫期》，载《文汇报》1992年11月4日。
    [5]陈顺宣：《略论汉民族对“四灵”的崇拜》，载《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胡建国：《论湘、桂傩文化的亲缘关系》，载《民族艺术》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