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史上，梭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然而历来的研究，多集中阐释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的社会危机及梭伦改革的具体措施，对平民为什么能迫使贵族作出让步、为什么支持梭伦而不是其他人物以及平民从这场变革中究竟得到多少实际利益等问题，论者涉及较少。本文试图以古典文献为依据，结合当代史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索。
    一
    希腊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及其胜利，是形成主权在民式的城邦体制的基本条件。没有平民的胜利，城邦公民集体也就无从产生，公民集体专政的格局也无从形成。但国内大多数的著作，包括日知先生新近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都未明确界定古代希腊平民一词的确切含义，因此，欲探讨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势必首先确定平民究竟是指哪些人。
    平民一词，希腊原文为δηMos，根据斯图尔特、琼斯等主编的《希英辞典》的解释，此词原指与城市相对的乡村。用来指人时，常指普通民众，与国王、贵族等著名人物相对，但有时也可代指全体自由公民，含人民之意①。美国古史学家法因认为，在公元前7至6世纪的希腊世界，δηMos主要是指重装步兵等级的人，而非全体民众②。这个定义本身也有问题，因为它排除了重装步兵等级以下的公民，而实际上这类人在δηMos中有相当大的比重，雅典的情况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 请看《雅典政制》章五和章六的记载：
    “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
    “当梭伦一成为政事的领导者的时候，他就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一举而永远地解放了人民。”
    普鲁塔克在《梭伦传》13和19中说得更清楚；
    “所有的平民都负了富人的债，他们或者是替富人耕种土地，交纳1／6的收成，因而被称为六一农或塞特；或者以自己人身作债务抵押、可以被债主押收，因而有的在本土成为奴隶，有的被卖到了外国。”“人民由于摆脱了债务而浮动和大胆起来。”
    从上引材料看，人民的含义显然较法因界定的更广泛一些，指所有对富人负债的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据估计约2000人，在梭伦取消债务后成为重装步兵等级的公民，而另有6000人左右，虽然同属δηMos，却无自备武器与甲胄成为重装步兵的能力。很明显，雅典的δηMos是指那些与贵族相对的所有普通公民，恰好与《希英辞典》定义的第2种含义相同，作为改革者的梭伦的看法也与上述解释相同。他写到：
    “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到不当的损失。”
    “如果坦率地说，我必须责备人民，他们连在睡梦中也看不到，他们现在已有的这些东西。”③
    在这里，δηMos（人民）也是与有财有势的人相对的普通公民。那么，是什么力量能使贵族对平民的压力让步、同意让梭伦进行改革呢？我以为这是当时雅典平民、贵族力量总对比中对平民比较有利的缘故。
    梭伦改革之际，阿提卡的平民队伍相当庞大。据古典作家记载，当多里安人入侵、迈锡尼文明崩溃之际，大量难民逃往阿提卡寻求保护。雅典除领导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外，还接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入公民队伍。后因难民人数过多，难以全部收容，于是另在氏族组织之外，创立奥格诺斯。奥格诺斯的成员也是雅典公民，只是不能参加雅典人的某些宗教活动④。他们构成后世雅典平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与原雅典各氏族中的下层合流，构成雅典平民的主体。随着多里安人入侵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雅典的局势亦日趋动荡。居民们为了自保，从分散的居住地向几个较大的中心如雅典、马拉松等地集中。公元前9至8世纪，随着部族迁徙浪潮的终结和阿提卡局势的逐渐平静，居民们又从各居住中心向四周迁移，人口迅速增长，整个阿提卡半岛重新布满了村落⑤。当希腊本土各邦如科林斯、麦加拉、卡尔息斯等在大殖民运动中纷纷殖民海外之际，雅典却就近殖民于阿提卡全境。当雅典在大约公元前7世纪末重新统一阿提卡时，雅典就成了拥有最多平民的希腊人国家了。可以想象，梭伦改革时雅典平民队伍一定相当庞大。加上雅典与多里安人诸国不同，不存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平民因而能够团结一致⑥。同时，奴隶制在雅典刚刚萌芽，自由民内部的斗争又不必顾忌时刻窥伺在旁的奴隶会发生起义，遂使平民同贵族之间的斗争能顺利开展。当然，我们不仅要考虑平民队伍在数量上的优势，还必须同时考察他们的政治素质与经济地位。如果一支庞大的平民队伍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在政治斗争中很可能变成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自然也不可能以其斗争迫使贵族作出政治、经济上的让步，导致梭伦的改革。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雅典平民的政治、经济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