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平民的地位是脆弱的。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作为财富主要标志的，是土地的占有量。而平民的土地，在当时大概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贵族的控制。很多古史学家认为：当公元前9至8世纪雅典居民由其居住中心向四周扩散之时，贵族肯定是先行者。尾随其后的农民，只能从他们手中租种土地，其条件可能是交纳一定的收获作地租，以换取对土地的使用权和贵族的保护，从而形成农民对贵族的依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代耕种的土地已被农民视为己有。另一方面，由于多里安人入侵的结束，社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独立性有所增强，贵族的保护已成为累赘⑦，因此他们试图摆脱贵族的控制。但此时贵族对农民的压迫，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因为随着工商业的逐渐发展，雅典贵族追名逐利，生活日趋奢华。但工商业发展的程度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故在其他收入来源紧张时，就加重对依附农民的剥削。基伦暴动约10年后，德拉古受命立法。学者们推测，大概他的法律肯定了那早已不为平民所需要的贵族对平民的保护关系，赋予贵族夺取平民土地、将负债者及其妻儿卖为奴隶的权力，使平民的处境急剧恶化，债务奴役制广泛流行开来。一些平民论为六一汉，有些甚至被卖往国外，有些被迫卖妻鬻子，处境悲惨。贵族的压迫激起了平民的不满，造成了雅典的社会危机⑧。
    从政治地位看，平民的处境更加可悲。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大大小小的官职，完全是根据财富和门第的双重标准来选举或指定，平民根本不能问津⑨。即使军事民主制时代遗传下来的公民大会，大概除了一年一度的执政官选举活动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⑩。就是这样的大会，也不是所有的平民都能参加。据学者考证，公民大会当时叫“Ekkλησι{K5E901.JPG}”，意为“被叫出门的人”。也就是说，公民大会召开之际，由贵族招集，那些未被告知出席者，不会、而且也不可能被允许出席公民大会（11）。在这样的国度里，平民只是贵族在争权时利用的对象，其政治素质的低劣是不难想见的，《伊利亚特》中特尔西特斯的遭遇是其最典型的表现（12）。如果在公元前6世纪初只有这样一群乌合之众表示不满，掌权的贵族完全可将其镇压下去。
    对雅典平民来说，幸运的是雅典王权衰落并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统治阶级缺少共戴的领袖。在其后形成的贵族寡头政体下，政权可能被雅典城及其郊区的贵族所控制，那些住在边远地区的贵族十分不满，试图分享统治权，却缺乏必需的政治实力。他们与自己周围的平民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试图利用后者的力量，参与对政权的争夺（13）。在执政的贵族中，为争夺政治统治权而互相竞争，存在着十分深刻的矛盾。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家族，往往和在野贵族联合起来，共同向垄断政权的贵族进行斗争。平民通过他们而得到比较有效地领导，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对雅典贵族执政者来说，要么向平民与在野贵族的联合势力让步，要么拒不妥协，其结果很可能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为避免重蹈科林斯、麦加拉等邦的覆辙，导致贵族财产、生命的更大损失，雅典执政的贵族不得已作出让步，同意由梭伦进行改革。
    二
    公元前4世纪，许多雅典人将梭伦看作第一个平民领袖， 他们心目中理想民主的创立者，似乎平民支持他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际上，抛开他的贵族出身不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他都不是什么平民领袖，而更像一个悲天悯人的救世主。一方面，他谴责富人，把他们的贪婪、傲慢看作是雅典灾祸的根源，指责他们为富不仁，压迫平民过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是非分之想，对他们持鄙视态度，声称给予人民的“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亦不应过分。”人民在他的眼里，是没有教养、不逊的（14）。那我们不禁要问：平民为什么不选出自己的领袖而拥戴贵族也支持的梭伦进行改革呢？国内与国外的著作对此均极少涉及，因而有必要对此加以分析。
    如前所述，梭伦改革前，雅典平民没有资格担任任何官职，决定了如果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社会冲突，平民中不可能出现执掌国家政权的人物。另外，由于公民大会不经常召开，政事由贵族控制，平民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平民的积极参政，因而在平民中不可能出现公认的、政治经验丰富的领袖，所以只能在贵族阶级中寻找其利益的代理人。从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的情况来说，平民不可能到执政的贵族中去寻求领袖。在野的阿尔克美昂家族，后来虽有麦加克列斯、克里斯提尼等名流，当时却因基伦事件中事涉渎神而声名扫地；庇西特拉图等尚未崭露头角。在雅典政坛上，只有梭伦的声望呈上升态势，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如普鲁塔克所说：平民“中间的大多数和最坚强的人，却开始团结起来，互相激励。不要在这些富人的侵害面前屈服，要选择一个可靠的人作他们的领袖，去释放那些已被定罪的负债者，重新分割土地，并对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中最明敏的人都把眼光注射在梭伦身上。”（15）由此可见，平民之拥立梭伦，恰好体现了他们在政治上低下的能力与地位。当然，平民对梭伦的支持，还因为梭伦在当时雅典政坛上占有的十分特殊的地位。
    首先，对麦加拉战争的胜利，为梭伦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末或6世纪初，雅典与邻邦麦加拉为争夺萨拉米斯岛的主权而发生战争。由于长期争战而无结果，雅典人通过决议，放弃战争，并规定任何人在将来不得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议本邦去争夺萨拉米斯岛。梭伦对此极为不满，迫于法律，他佯作疯癫，在市场上当众朗诵他的诗作，鼓励人们振作精神，重开战争。对罢战不满者得到梭伦的鼓舞，积极活动，终于使以前的法律被废除。在随后对麦加拉的战争中，梭伦大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战争取得了胜利，雅典终于成为萨拉米斯岛的主人。梭伦也因此而成为雅典政坛上的明星。普鲁塔克说，“这些事情马上就使梭伦成为一个很有名望和势力的人。”（16）他因此为全体雅典人所知，并获得了一批政治上的支持者。
    其次，梭伦和过去雅典的“政治丑闻”没有任何牵连。所谓丑闻，主要是指镇压基伦暴动时所发生的渎神事件。约公元前632年， 雅典贵族基伦利用麦加拉的支持，发动政变并占领雅典卫城，试图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当年的执政官麦加克列斯马上率其他雅典人围攻卫城，最后又屠杀了一批在雅典娜女神庙中求得庇护的基伦的追随者。根据希腊人的宗教习惯，这属于十分严重的渎神事件。麦加克列斯所属的阿尔克美昂家族因此被认为受到神的诅咒，不久就受审判处流放国外。此案还涉及到雅典众多的其他家族，成为其政治局势动荡不宁的一个根源。幸运的是，梭伦和此事双方的当事人均无任何牵连，因此有一个清白的好名声。由于“他是唯一和当时罪恶最无牵涉的人物……，他们请他挺身而出，结束当前的纷争（17）。”梭伦因此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
    最后，梭伦本人有些同情平民、仇视富人的言论，使他获得了平民的信任。他说：“许多坏人有钱，许多好人贫寒。”大有为负债的平民鸣不平之意。对于那些剥削平民的富人，他予以谴责。“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抑止你们贪婪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不要以为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绝不会永远服从。”（18）俨然以平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平民自然愿意拥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