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有平民的支持而无贵族的拥护，梭伦也不可能以和平手段在雅典推行全面的改革。梭伦在对麦加拉战争中赢得的声誉、未卷入基伦事件而得的清白的名声，使他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贵族出身既使他有资格担任官职，也使他和贵族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贵族也愿意支持他。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雅典的平民中，占统治地位的两大主张是：模仿斯巴达的莱库古重分雅典土地和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这两种主张中的任何一种在雅典实现对贵族都将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梭伦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看法同贵族较为接近。对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他视为非分之想，坚决予以拒绝，认为这些人是“为劫夺而来，欲望永无止境，每一个都想获得无穷的财富。”对于僭主政治，他声称“我当然也曾愿意获得这个权力，和无数的财富，在雅典做不过一日的僭主，然后我被剥皮，我的后代被消灭。”因而，“用僭主的力量希冀成功，我所不乐。”（19）完全排除了建立僭主政治的可能性。基于以上两点，贵族也愿意支持梭伦。当然，这种支持是不情愿的，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选择中不得已而为之。由此可见，梭伦能够上台，主要得力于平民对他的大力支持。贵族的默许或支持，虽然必不可少，却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梭伦的改革，实际上是雅典平民反对贵族斗争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梭伦是雅典的第一个平民领袖，尽管他实际上是在平民、贵族共同的支持之下执政的。
    三
    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执政官后，本有几种办法供他选择：一是像他的朋友所希望的那样，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二是像贵族所期待的那样，维持雅典的现状；三是犹如米提列奈的庇达库斯所为，在掌握一段时间的独裁权力、政局稳定后，再自动隐退。不过梭伦认为，他的目标是拯救爱奥尼亚人最古老的国家——雅典，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雅典公民队伍内部的团结，以防止因贵族、平民矛盾激化而导致内战的爆发。这个基本要求决定了他既不可能维持雅典的旧制度，也不会像僭主那样采取过激的措施去打击贵族，而是尽可能地调处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由于平民以前在雅典政治中没有任何发言权，而梭伦又主要是在平民的支持下上台的，为平衡平民、贵族的利益，梭伦的政策势必更多地向平民倾斜，贵族的利益遭到不同程度的侵犯。
    首先，解负令的颁布以及鼓励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使平民开始从经济上摆脱贵族的控制，为其政治上的独立开辟了道路。由于债务的被取消、人身奴役的禁止，贵族失去了他们赖以控制平民的主要手段，平民的队伍从此稳定下来。同时，鼓励工商业政策的推行，使大批平民日益走向市场。在他们同外界的频繁接触中，他们随着经济地位的日益强固，逐渐在政治上要求摆脱贵族的控制。更重要的是，随着大批外邦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涌入雅典并获得雅典公民权（梭伦规定外邦手工业者长期定居于雅典者可获得雅典公民权），雅典平民队伍进一步扩大，氏族血缘关系则随着人口的混杂进一步地被削弱。他们在部分贵族的领导下，向雅典的旧制度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平民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终于达到了目的。这是梭伦第一项倾向平民的措施。
    对于平民在政治上的无权状况，梭伦也设法予以解决，主要方法是加强公民大会的地位，改进公民大会的议事程序，扩大雅典的公民队伍，以阻遏贵族对平民的欺压。
    梭伦改革前雅典社会危机的另一原因，便是平民在政治上的无权状况。《雅典政制》在写到这一点时强调说，平民认为他们处在什么都没有参与的被奴役状态。对此，梭伦首先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赋予它立法、司法、监察及选举等权力，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接着，改革了公民大会的议事程序，将流行的呼声表决法（以呼声高低来判断某一决议或人选是否被通过，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易为主持会议的贵族所操纵）改为举手或投票表决法，以削弱贵族对公民大会决议的操纵程度（20）。由于平民在公民大会中占据多数，这项改革明显地对平民比较有利。由于平民在公民大会中的影响，由公民大会选出的官员虽然仍由贵族担任，重要的决议也仍由贵族提出，但他们不可能不考虑公民大会中的平民，在执政或提出决议时，或多或少地要照顾到平民的利益，不可能如贵族政治中那样，一切唯贵族利益至上。因此，公民大会实际上具有了对贵族官员的制约力量，而审查和监督大权又使这种制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审查、监督官员的权力，原本属于战神山议事会，即执政官向战神山议事会负责并受其监督。名义上任何受到执政官不公正待遇的公民，均可向战神山议事会提出指控并提出自己的法律根据。然而实际上，执政官在重大的政治行动上，往往听取战神山议事会的意见，取得它某种程度的同意。因为它是由退休执政官组成的，实际上代表着雅典最高的政治智慧（21）。如无它的支持或默许，执政官单凭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任何政治业绩的，因而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普通平民即使有胆量控告执政官，也难以胜诉。有鉴于此，梭伦赋予公民大会以审查官员之权；即执政官等高级官员在任期届满之后，必须向公民大会报告其工作，接受公民质询。若公民大会认为某人在任职期间有渎职或不法行为，有权通过决议对其进行惩罚，其最轻微的惩罚是他将失去进入战神山议事会的资格，重者或许可被罚款以及监禁（22）。
    加强公民大会地位的措施，表面上看起来同平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我们把它们同梭伦时公民大会成份的变化结合起来考虑，对其后果或许会获得更清晰的认识。
    在梭伦改革前的贵族政治下，能够参加公民大会的，除贵族外，只有少数与贵族有关系的平民。据学者考证，公民大会一词原文为Еκκληστ{K5E901.JPG}，意为“被叫出门的人”，意即只有被贵族喊到名字的人，才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英国史学家阿德柯克在谈到这时的情况时说，雅典的平民，由于贵族政府的压迫和经济危机，大多被挤出了公民大会（23）。所以改革前的雅典公民大会，不过是由贵族操纵的御用工具，为贵族的决议盖上全体一致通过的橡皮图章而已，根本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梭伦则规定，所有雅典公民（大概也应包括因定居雅典而获得公民权的部分原外邦人）均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拥有同等的表决权（24）。这一来大大改变了公民大会的成份。据学者们推测，当时雅典成年男性公民约为10000人，贵族可能是2000人（25）。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半甚至1／3的平民出席公民大会，就足以在公民大会中形成多数。所以，梭伦加强公民大会地位的各项措施，实际上对平民比较有利。当然，平民因缺乏政治经验、经济上比较贫困，又无适当的组织，难以马上形成政治势力，对雅典的国策施加影响。但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善，政治上的日趋成熟，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果然时隔不到半个世纪，他们把自己的代言人庇西特拉图首次推上了僭主的宝座；在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平民积极介入，终于在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这可被看作是梭伦改革继续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