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一体化
    亚力山大帝国和秦帝国建立以前，境内多种思想文化并存，意识形态不一。为构筑一个与集权君主政治相适应的精神基础，两帝国的缔造者都采取了种种统一思想文化的措施，力图实现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亚力山大主要致力于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合，以求东西一体；秦始皇则以秦文化为正统，树立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求天下一律。
    亚力山大帝国境内存在着特征迥异的两种文化，即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希腊文化重理性，东方文化重神性，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东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亚力山大为消除这种对立，极力采取措施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既使东方希腊化，又使希腊东方化。
    亚力山大作为一个征服者，他始终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即“将地中海东部之地区融铸成一个文化总体，并以日渐扩展之希腊文明来统辖、来启迪。”（22）所以，他总是极力推进希腊文化在被征服地区的传播，让东方人接受希腊文化。在东方建立希腊城市是他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措施。他从北非到印度次大陆，先后建立了几十座希腊城市。这些城市既是军事要塞，也是深入到东方腹地的希腊文化堡垒。包括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学者在内的大量希腊人移居到这里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使这些城市就象一个个希腊文化的精神能源，向周围地区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东方人因之受到希腊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的熏陶，甚而接受希腊的生活方式，于是东方出现明显的希腊化倾向。建在埃及的亚力山大里亚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十分典型。亚力山大还特别注意在青年一代身上下功夫。他常在被占领和新建的城市中选拔东方青年为“继承人”，施以希腊化教育。他在取得波斯王位后，一次就曾从波斯青年中选拔了三万余人送到马其顿学习希腊文化和马其顿军事。亚力山大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东方化的措施。其一，崇奉东方宗教。他到达东方之后，没有把东方的宗教视为异端加以排斥和敌视，而是尊重东方人的宗教传统，对其信仰加以保护，对其神灵同样崇奉。他重修被破坏了的巴比伦和苏撒的神庙，拜谒埃及的阿蒙神就是他崇奉东方宗教的虔诚行动；其二，袭用东方服饰礼仪。东方服饰礼仪是东方文化的重要表现。亚力山大带头使用东方服饰，作东方人的打扮，“把长期以来一直戴着作为胜利者标志的马其顿帽，换成被征服丁的波斯人的头巾。”（23）而且穿上东方君主穿的紫色皇袍。他采用东方宫廷的礼仪，仿效波斯皇帝的派头，住豪华的宫殿，坐金饰的宝座，要部下像波斯朝臣朝拜皇帝那样对他行匍伏礼，双膝下跪，前额触地，以示君主之尊；其三，提倡东西方人通婚。亚力山大鼓励希腊--马其顿人娶亚洲女子为妻。公元前304年，他在苏撒按波斯旧俗亲自主持了80 名亲信同波斯贵族妇女的集体婚礼，奖给他们丰厚的礼品。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先后取了中亚贵族之女克罗珊和大流士三世之女巴西妮为妻。在此风影响之下，部下纷纷效仿，娶亚洲女子为妻者达万余人。此举被后人称为“欧亚联姻”。
    亚力山大的这些措施，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无论是西方人或是东方人，都在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得到了观念的更新，使两种文化中原本尖锐对立的观念得以找到集合点而逐渐接近起来，趋向一体化。
    秦帝国建立于同一华夏文化的基础上，不象亚力山大帝国那样需要填平异族文化造成的意识形态的鸿沟。但原为诸侯分治服务的六国区域文化的差异和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百家争鸣”的并存所形成的并非化一的意识形态，却与统一帝国的政治要求极不协调，是帝国集权君主政治面临的巨大精神障碍。统一的帝国必须要有统一的思想文化，天下已“定于一”了，思想文化也必须“定于一”。所以，秦帝国刚一建立，秦始皇便开展了一场统一思想文化的运动，以实现“书同文，行同伦”。他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以秦文化为正统改造六国区域文化，内容包括文字、衣冠、习俗、律令以及货币、度量衡制等的统一。文字的统一尤为重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对六国文字进行整理，规定用秦国的小篆为统一书体，废除“不与秦文合者”。同时还创造出隶书，作为固定字体。小篆、隶书简便规范，易认易写，这对帝国各地文化的交流和政令的统一都具有积极意义。另一个重大措施是确立法家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法家的“刑名之学”以主张严刑峻法治国为特征，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理论。秦国因重商鞅以法家治国而由弱变强。秦统一后，秦始皇重用李斯等法家人物，进一步推崇法家学说。为确立法家学说的统治地位，秦始皇用暴烈的手段对儒家和其他学说思想加以排斥和禁绝，“焚书坑儒”是他为此而采取的血腥行动。六国刚灭，他就下令“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将有悖于法家学说的“诗、书、百家语”付之一炬。规定若再有谈论诗书者斩首，以古非今者灭族，百姓求学只能“以吏为师”。焚书次年，他又借口有人妖言惑乱，下令将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在咸阳坑埋。“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无疑是一场浩劫，但秦始皇却在这血与火的浩劫中达到了舆论一律，法家独尊的目的。
    秦始皇采取的这些措施，消除了六国区域文化的差异，禁绝了诸家学说自由竞争，把昔日为诸侯分治服务的思想文化都纳入了集权专制的“大一统”之中。“书同文，行同伦”，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因之趋于一统化。
    亚力山大帝国和秦帝国这些共性的产生，并非西方和中国当时的民族、地理环境使然，而是集权君主政治这种国家制度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