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按：冷战时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考古学的影响是通过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形式在纯技术层面表现的。象文化唯物主义鼻祖莱利斯，怀特和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等均采用了马克思的方法作为研究远古文明的利器。缓和后，不讳言使用该方法的西方学者更多了。我国随着开放，考古界对西方许多用过的方法——这对我们仍是新颖的——感兴趣，但对西方一些学者不满旧法而转向马克思求助却知之不多。’89年美国考古界为总结近几十年理论成就，由吉尔曼（An tonio Gill man）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影响作了概述（Archaeologicalthought in America剑桥）。这对我们了解美国现代考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无裨益。
    一、导言
    我和菲利普。科尔（Philp Kohl）打算为美国人类学会1974年年会组织一届题为“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于考古研究”的年会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确定美国考古学家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人类学的考古学家所做的工作或许与马克思的方法有关，然而这种研究在一些明显的地方并不承认他们受惠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社会变革起推动作用这个具有首要意义的理论观点。的确，我们邀请参加该年会的不止一人回答说，他们并不承认熟悉马克思的理论，以及他们的工作可能与之有关。如斯皮里格斯（Spriggs 1984：7）评论的那样：“仅自70年代中期以来，可以察觉到许多西方考古学家显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当然，有些人一直就是‘不公开的’或‘隐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用的理论清楚地来自马克思主义而从不愿意让人认出他们的思想来源。‘暴露’这些不是我的本意，而是因为其成员中包括了60年代至70年代几个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尽管如此，美国考古学中马克思主义这种边缘地位，还是在斯氏文章稍带谦意的标题中恰当地表达出来了（“另一种有效的方法……）①。这种边缘性来自多方面的情况。
    一个重要因素是一直缺乏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感兴趣的环境。 洛伊（Lowie 1973:54）评论到，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采用了摩尔根的成果，“德国工人阶级有时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熟悉夏威夷和易洛魁人的亲属称谓模式，这些显然是与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关联的东西。”可在美国，明显缺乏任何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和劳工运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在人类学或其他领域都缺少大量的听众。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在大学这块地方找到，而且它的影响也仅限于个别孤立的支持者和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②。而且，甚至大学里面公然使用马克思的理论也一直为同僚和当局的压力所限制。如麦卡锡时代证明的，大学几乎孤立于流行的、常常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气候中（参见考特Caute 1978:403—20）。奥普勒（Opler 1960:13）抨击梅格斯（Meggers ）的文化唯物主义（“政治工具箱——梅格斯博士强调的领域，人类学家完全不像他所称的那么新潮，它的主要内容仍好象是有些陈旧的锤子和镰刀”）。可能只是较苛责于他支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骚乱期间，受到锻炼的年青人进入大学，只是部分地缓解了早就引导学者们躲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至少是含糊其辞地采用这种自卫本能的注意。考古学家（不像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或者甚至是社会人类学家）工作的场所相对远离那种要求明确的政治承诺，这仅仅是使他们较容易避开马克思的理论。尽管如此，毫无疑问地在于某些考古研究的结论已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这种不公开承认的根本原因。
    “命名（国家空间）博物馆中意识形态的人工制品，分析其风格不会引起恐慌，这不是号召革命，这类分析可能是非政治的”（梅尔策Meltzer 1981:125）。 “给某种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的）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而忘掉马克思主义后面的政治牵连是最好不过的，……然后，这个观念作为新考古学成功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广延，可能被认为是最有用的，这种演变将摆脱马克思主义有麻烦的和有精神负担的部分”（莱昂内Leone 1982:757）。对理智行为予以号召，这毫不奇怪，在美国考古学界里，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仍受到限制。
    然而，对美国考古学家抱有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兴趣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就是，过去年代里所做的大多数考古工作一直是在流行的理论框架内做的。莱昂内把他的观点作为60年代至70年代新考古学的延伸，这反映出在美国考古学主流占据的理论阵地范围里，其史前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已到处确立了。
    如弗兰纳里（Flannery 1972b）指出的，新考古学有两条主线，第一条是在考古研究中包括采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步骤，“自觉演绎的哲学，伴随着重点靠假设测试来验证命题（方法）的运用”（宾服德Binford 1968a: 18; 参见沃森等Watson 1971）。第二条包括了在文化生态学框架内解释考古记录中的差异，（“可以期望【为考古记录中的相似性】所提供的解释或许能处理过去文化或者生态学的运作”（【宾服德1966 8a:15】）。对以往材料的记录中能够提出有文献依据的差异性解释而言，新考古学这后一方面必然要涉及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是该方法却被用来表明自身源于达尔文而不是马克思，以避开政治麻烦。正如以巴尔金等（Bulkin 1982）可能主张的那样，以苏联史前史而论，考古生态学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美国考古学家可能就主张，对于史前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是达尔文主义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此情况下，仅有少数美国考古学家明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不足为奇了。通常在孤立的状态下③进行工作的这些人是在个人的研究领域而不在明显的政治场合暴露他们的观点。一旦批判的文化生态学适应论者成为80年代美国考古学的中流砥柱，学科内部评论也确认了实证主义的缺陷，他们的工作就会逐渐零星地被人深入了解。他们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新考古学生态功能主义和新考古学方法中自诩的内在客观性，这两个确凿无疑的方面有历史现实主义的嫌疑。
    二、生态学适应论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新考古学为多姿多彩的考古记录寻找生态学上的解释。人类文化被当成超肉体的适应方式。当代考古文化丛（compexes）中的相似和差异被看成是各自趋衡规则系统的差别。这样在已知的考古文化丛里，“只有当趋衡机制……完全无法运作时，变革才会发生”（希尔Hill 1977;64）。引起这种变革的压力必然地被认为是在文化系统的外部。如这位杰出的新考古学实践者所宣称的：“我不知道一种系统有何种内部的压力源，外部是一定会有一些，并相互作用，首先是引起分支系统的故障”④（希尔 1977:69—70）。由于达尔文的适应模式是这种方法的基础，故外部压力源一般认为是因平衡人口和所依赖的资源之间的压力构成的。既然文化当成了功能上的整合趋衡规则的系统，那么它们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不是促进整合，就是当作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被抛弃（如果这种促进整合看来勉强的话）（希格斯和贾曼Higgs and Jarman 1975:3）。既然对于所涉及的多数或绝大多数人（他们不需要理解既定的目标）而言，社会许多系统状态和适度反映并非有意的（希尔1977: 66—7）⑤，重视个别人的意向就是“不必要的目的论”。下层基础的决定性——它用来解释考古文化丛相关时代及地域中的相似和差异，该文化丛易作为个案考察——所赋予的直接性，不受其过去和现在的支配。这种直接了当的文化唯物主义提供了实际而又清楚的社会学模式，考古学家能用以指导遗迹复原和解释。
    一些美国考古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批评那些同行们提出的史前解释，他们赞同我刚才概括的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范例。这些批评归纳起来再清楚不过地都集中在复杂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起源的考量上。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看，复合社会领导人的功能是作为较高职位的管理者，他们的作用是给大量的追随者以适当的利益。然而对于解释统治者们如何“保有”其地位，甚至当他们扣下对自己使用已绰绰有余的财富，经常不提供任何服务时，这种观点就错了（吉尔曼1981）。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复合社会的精英长期世袭把持高位，只能用精英们有榨取和占有臣民剩余物品的特权来解释，即剥削他们的对象。各种能力被认为是按照能控制本地区内交换的管理型统治者（科尔 1978）或能从农村公社中巧取豪夺以刺激农业的地租统治者划分的（吉尔曼1976. 1981；吉尔曼和索恩斯Thornes 1985;马勒Muller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