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革命时期代表制的演变和特征，有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的讨论。英国历史学家J.R.波尔关注英国政治代表制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影响了美国革命时期的制度建设，揭示了立法机构的演变和多数统治原则的形成①。美国宪法史家约翰·里德则采取法学技术主义的研究路径，把大西洋两边的代表制理念视作两个边界分明的观念整体，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冲突②。美国历史学家罗斯玛丽·扎格里侧重空间因素同代表制的观念和制度的关联，认为美国早期的代表制经历了从“空间代表制”向“人口代表制”转变的过程③。这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固然不同，但是都聚焦于制度和技术的维度，而未触及代表制的政治文化意蕴，也避开了代表制同现代民主的关联。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则从现代民主形成的角度，着重考察了代表制观念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主化”，认为随着革命的进展，“人民”对代表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怀疑、警惕和制约代表的观点成为主流，于是人们便重新思考和设计了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以保证代表制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机制，同时也使代表制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础性制度④。伍德的研究可谓宏博精深，其视野之开阔，材料之丰赡，讨论之细致，见解之深邃，已使得这一课题几乎到了无“剩义”可求的地步。不过，他大体上是采用线性演进观来看待革命期间代表制观念的变化，而没有充分探讨同时并存且彼此竞争的多种主张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的较量，也未强调代表制转化的复杂语境及其意义。
    在论及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时，当时的精英领导人普遍认为，代表制政府的形成乃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创新⑤。可是，代表制并不是美国革命者的发明，而是一种起源于中世纪的君主制统治的辅助机制，它何以能够在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构建中变成一种关键的、根本性的制度呢？毋庸置疑，美国革命一代所推重的代表制，并不是从中世纪直接流传下来的那种代表制，也不是从同时期的英国照搬过来的代表制。殖民地的政治传统，革命时期的特殊形势，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动，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思想论争，凡此种种的情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理解革命时期代表制转变的历史语境。与此同时，与代表制嫁接或结合的民主(共和)制，在革命时期同样受到了全面的改造，去除了许多古代的特征，具备了新的功能和意义。代表制和民主这两者的演变可谓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最终水到渠成地完成了相互的结合，促成了“代表制民主”的观念、制度和实践。
    不过，美国革命并没有为代表制开辟某种一往无前的演变方向，代表制的转变是在复杂的思想论争、利益博弈和权力斗争中完成的。无论从政治文化的取向着眼，还是从制度和实践来看，美国革命时期在代表制问题上始终存在民众主义和精英主义两种不同的主张，这两种主张反映了民众和精英之间的猜忌、戒备、竞争和冲突。这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革命时期政治变动的轨迹。不过，不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不同的代表制主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民主和反民主的对立；两者在竞争和冲突中达成平衡与中和，塑造了代表制的新面貌，使之变成了一种让民主得以在现代大型国家运作的机制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