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30-4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在经济领域内实施了国家主义制度。按照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所下的定义，国家主义就是“经济由国家来控制”。第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土耳其是除苏俄之外，第一个采用和实施中央指令性计划策略并像俄国那样将发展重心放在工业化的国家”。第二，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类型很多，但大体可划为两大类：一类为土耳其、印度等国曾经实行的内向型计划经济，另一类是新加坡、韩国等国所实行外向型市场经济。而土耳其是世界上第一个推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分析与总结它实施国家主义经济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试联系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对国家主义经济在土耳其兴衰的历史背景和实施国家主义经济的利弊得失进行反思和再探讨。
    一、导致实施国家主义经济的重大因素
    在20年代里凯末尔曾试图推行市场经济，但一系列重大因素却导致土耳其在30-40年代走上了国家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
    1、政治因素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于1923年10月，该国议会于1924年通过宪法规定国家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条件的制约，土耳其共和国未能建立起类似英、美等国的那种具有权力制衡机制，对发展市场经济有所保障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而在实际上建立起了一种集国家所有大权于总统一身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的政治体制。显然，这种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
    20年代的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遭受了严重战争破坏，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土耳其的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③，经过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9-1922年民族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破坏，土耳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战前倒退了许多。
    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国度是产生个人集权社会制度的温床。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曾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军事、封建、神权大帝国，虽然在近代奥斯曼帝国因为经济、政治的落后沦为“西亚病夫”，但它的集权统治传统却代代相承。
    由于推行国家主义经济的需要，30年代初期土耳其共和国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的倾向被进一步加强。1931年共和人民党“三大”制定新党章明确规定党和国家的机构是一致的，党的主席就是国家总统，他的副手也就是国家总理。党的领袖“被确认拥有很多不受监督的权利：确定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向所有的党员发出应当无条件执行的指令，领导国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更不用说，党的领袖不是选举的而是不更换的总主席（阿塔图尔克，在他死后是伊诺努），党的整个组织结构使普通党员不能稍许认真地影响领导”。④
    在另一方面，“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政治体制的自身发展规律要求政治权力全方位地在一切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居主宰地位，这决定了当局或迟或早必然要在土耳其推行由超经济因素居支配地位的（国家主义）计划经济而摒弃由经济规律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国家主义制度就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政治体制向经济领域伸延的结果。
    2、经济因素
    共和国时期，“关于‘国家必须接管一切’的理论，在象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毫无所谓和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对于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来说，又都是十分合乎他们的继承传统和习惯的。在集权的、官僚式的和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的这种想法，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拥有的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伸延。”⑤
    尽管土耳其有着官办工业的传统，但在2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土耳其政府并未贸然在经济领域内推行“国家必须接管一切”的政策，而仍然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土耳其政府甚至还于1927年颁布了《鼓励工业发展法》鼓励本国私人企业主投资于工业，这体现了凯末尔发展市场经济的意图。《鼓励工业发展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耳其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