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济恢复时期的实践也表明“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因为这种体制是一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而又缺乏必要民主监督的体制，而任何没有民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在“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人治’社会里，法律对特权者不起作用。而不享有政治特权的广大中小企业经营者是根本无法与这些特权阶层的“政治--经济联合体”相竞争的。所以缺乏一个基本上按经济规律、经济法则公平竞争来发展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最终使20年代土耳其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种种努力都归于失败。从1927年到1929年，土耳其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3％⑥，由于同期人口的大量增加，这个增长率是远远不够的。而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偿还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外债使土耳其政府收支失去平衡，国家经济濒于崩溃。严峻的经济形势最终促使凯末尔决定摒弃市场经济而改行国家主义计划经济，以图通过国家直接干预来渡过经济难关。
    3、军方影响因素
    在土耳其，军队历来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中世纪，军队用武力征服建立起了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在近代，军队的参与是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和凯末尔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凯末尔在建国初期曾制定过军人不干预政治的规则，但实际上“在阿塔图尔克时代军事司令官依旧保留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兼任各省的省长，而且军方的意见在经济计划这种领域内是举足轻重的。”⑦
    土耳其军方是推行国家主义经济的积极倡导者，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土耳其长期遭受列强侵略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工业的落后，只有国家主义才能使土耳其迅速工业化。被称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二号人物”同时也是军方代言人的伊诺努将军曾阐述过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在经济领域内采取国家主义政策，我认为首要的是应视为是一种防卫措施。从若干世纪以来，由于我们的失误，长期遭到在工业上不平等的侵略。在新时代，我们为了从险恶的形势下得到拯救，使国家得到安全……在经济上采取国家主义是我们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所使用的一种防卫措施”。⑨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军方倡导国家主义的首要动机。
    其次，在土耳其已经实施“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再推行国家主义经济制度，“领袖”就能够直接把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先配给于军队；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将国家资源优先配给于军方势必要受较多因素的制约。因此，推行国家主义能使军方获得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而国家主义经济的实施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30年代前期土耳其政府预算中军费所占比例超过了同期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足以与那些已将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轨道的法西斯国家相匹敌。
    再次，实行国家主义使军方对国家资源的配给享有较大的支配权从而有利于军方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军方经济特权的减少，军方的政治地位也会相应的下降。
    总之，土耳其军方认为是否实施国家主义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与自身利益的得失，从而成为推行国家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4、国际影响因素
    在20世纪初叶，对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产生过最大影响的欧洲国家当首推苏俄。在凯末尔革命期间，苏俄是土耳其当时的唯一政治、军事盟友。在30年代初期，推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功与推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各国经济萧条的景象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情况自然对土耳其的国家领导人有所影响，促使他们决定以俄为师进行工业化建设。
    二、国家主义经济运行进程
    国家主义经济于1931年正式实施，1950年被摒弃。
    1、高筑关税壁垒，厉行进口替代战略
    1928年《洛桑条约》限制土耳其关税税率的规定到期失效，1929年土耳其政府颁布新关税法，规定对本国已能生产的工业品禁止或限制进口，对本国尚不能生产而又需进口的工业品征收50％以上的高关税。新的关税法客观上为土耳其的经济转型作了准备，实际上也成为国家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1931年4月20日， 凯末尔发表宣言，将国家主义列为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基本原则之一，这标志着国家主义经济开始实施。
    2、以俄为师，推行五年计划建设
    为学习苏联的工业化建设经验，土耳其总理伊诺努于1932年5月专程访问苏联，并达成由苏联提供资金、技术和专家协助土耳其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协定。苏联给土耳其提供了800万美金的建设基金， 苏联专家帮助土耳其制订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划。按照规划，“一五计划”重点发展轻工业以积累建设资金，“二五计划”侧重发展重工业以建成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1933-1937年，“一五计划”的实施建成了20个新工厂，“二五计划”的实施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从整体来看，3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建设基本上是模仿了苏联工业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