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方法注意到复合社会系统的进化是在人口压力对有限资源基础的刺激下进行的。可是像布伦菲尔（Brunfiel 1988:263 ）指出的：“缺乏人口压力的国家形成情况一直特别令人困惑。对于在进化变革中的国家主要制度来说，国家形成的大多数生态模式取决于通过人口增长和人口压力管道周期性的明确反馈。但是，如果国家形成发生在人口和资源严重分离的情况下，似乎就需要找其他一些系统的动力源。”布氏利用恩格斯作为国家起源和发展方式公式化的起点，强调其内在结构的矛盾超过了依赖强索贡金的政治力量：“结构上导致社会矛盾……有三方面的内容，平民们利用精英的竞争弄清楚了他们贡金的需求，同时竞争的精英利用平民的不满得到获取官职的捷径，而最高统治者无论用何种策略，他都能制定出对付敌对的平民和精英以保全地位的办法”（布伦菲尔1983:265）。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被扎加勒（Zagarell 1986a）在分析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早期发展时，更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加以展开。在“中央政府和血亲关系所支配的分权强制性”（扎加勒 1986a 157）之间矛盾的情况下，内部斗争超过了资源开发。扎加勒（1986b）注意到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是拥有血亲集团成员的身分和自己地产权的地主、大量私有不动产的所有者与寺院宫殿控制者之间相互能动作用的结果。为扩大它的作用，最终可能是通过剥削在国家发动的战争期间捕获的女奴劳动以及在长途交换网络中用该劳动力为商品，使财富聚集于血亲义务关系之外。这样对社会系统而言，国家制度的发展，不是外因而是制度内部的阶级斗争。
    当然，这种唯物的观点有助于逐渐消弱认为社会是作为孤立事件对本地环境反应的文化生态学倾向。正如精英力求增加财富是通过日益增加从社区内的下属手中掠夺来的剩余物品一样，他们也是这样试图从与周边商业活动和战争中获利。科尔（1975. 1978. 1984a）的伊朗高原及中亚内部社会的竞争、商业往来和冲突的分析，也尝试开展类似现代社会核心周边（core-peripheryg）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审视。⑥这些研究也正是佩因特（Paynter 1985）的分析基础——十九世纪期间西马萨诸塞变革的聚落模式是按照基本生产者、本地精英和国家精英之间的关系。
    对没有阶级的社会来说，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完全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取向相容。如马克思指出：“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土地是一个大试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59）《马恩全集》人民版第四十六卷，第472页）。⑦
    在努力了解到社会阶级出现之前血亲构成的社会所经历的变化后，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家仍打算在他们内部给社会紧张性（换言之，即矛盾）输入很大的敏感成分。趋衡的功能主义方法注意到了社会组织在推进技术环境的实施或者说是前者起因于后者。例如，旧石器时代后期，界定种族群体类型区域的进展一直被认为有助于为捕猎庞大的迁移猛兽群而要求合作的发展（沃伯斯特Wobst 1976）。 与之对照的是，吉尔曼（1984）认为这种发展是作为对因来自更为有效的生存战略发展的互助结果而减少匮乏的一种反应。在近东，从采集到农耕的转变期间，专业化生产和长途贸易网络系统的发展一再被当成人类适应战略中剩余储备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结果（弗兰纳里 1965）。这在里，科尔和莱特（Wright 1977）力图发挥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换与竞争先于食物生产和广泛剩余储备的观点⑧。在与文化生态学一致的分析构架内，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力求把（国家——译者）主要的成因重点放在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上。
    就考古记录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而言，运用马克思方法的美国考古学家暴露出了类似的情况。新考古学适应论的主流把思想体系当成规范社会群体和人类环境适应反应的信息。在早先的观点里，阿兹特克食人俗仪式就被认为是因人口压力而后引起蛋白质缺少的反应（哈尼 Harner 1977）。在更为玄乎的观点中，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成为“分界的形成、调整和维持过程的一个部分……涉及人类社会领域的延续和中止”（康基Conkey 1982:117—18）。如莱昂内（1982:747）指出的，即便这种更合理的方法“也很少背离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在通讯中（这是最基本的活动）可以识别的信息经由宗教或艺术传播的观点。”
    今天，认为社会群体意识影响并作用于环境和社会活动的观念的确与某些直接从马克思著作中读到的章节一致。⑨为了革命活动的利益，尽管马克思必须而且过于对人类意识的独立性所引起的原因让步：正如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所指出的那样，哲学能用来改变世界（参见《马恩全集》人民版第三卷第6页）。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思想体系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表达自身观点并为之辩护以便操纵控制其他阶级的工具。近年来，美国考古学家把这种观点扩大成了主流的倾向，把意识形态变成了社会学的东西。一般的程式化叙述（如莱昂内 1982；库斯 Kus 1984）一直是通过个案研究加以引伸。象库斯那样（1981. 1983）通过梅里纳国家（Merina）建立者体现在首都安波黑曼加（Ambohimanga ）的设计，提出了国家管理原则。帕特森（Patterson ）认为：“伴随着印加征服和镇压早先独立的群体，印加帝国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和实践似乎就想掩盖新的剥削关系。”莱昂内解释安纳波利斯的威廉。帕卡（William Paca）的庄园设计，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以掩饰十八世纪后期马里兰社会中的矛盾。“1760年代和1770年代，泰德沃特（Tidwater）社会的管理者在拥护世袭权威和公众自觉权上，面临一个主要的困境……（庄园）不是消极的；它非常有活力，除了可以在里面闲逛、营造、查探、欣赏和评品外，并可以用任何方法使用它，当时的居民能使自己及其地位获得承认，和让其他人也相信该状况从来就存在并将继续保持下去”（莱昂内 1984:34）。这些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如何在统治阶级——它完全依赖于物质象征性所表示出来的、广泛的历史和人种史的文献意义进行统治——的斗争中展开的具体例证，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吉尔曼（1976）依据在名义上平等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财富发展会产生社会紧张这一点，讨论了西班牙东南部红铜时代葬仪的精致性，只要人们那里缺少能操两种语言的人——他们能把要解释的符号赋予特殊的涵义（这里是指巫师、萨满一类的人物—译注）——那么这种史前意识形态所必需的“学识”（readings）就一定会相当普遍地传下来。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