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60年代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评估(2)
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因印支战争失败而力量衰退,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从印支脱身。苏联势力乘机南下,企图填补美国从印支撤走后的“真空”。尽管美日间出现了经济摩擦,但美国还是希望作为西方阵营中一员的日本能够在东南亚发挥政治、经济作用,以加强对苏联的抗衡力量。经过20年的交往与靠拢,日本与东南亚、尤其是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十分密切。1977年8月,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访问东盟和缅甸后,在马尼拉发表对东南亚政策的原则,即“福田主义”三原则,它标志着日本将在亚洲从政治上、经济上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是:(1)。 日本不做军事大国;(2)。 通过文化、教育交流,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3)。 以对等的合作者的立场,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这符合70年代亚太地区的形势,符合修复关系后东南亚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的心理,因而受到了欢迎。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修复与改善关系,客观上有利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例如前面已经提到,早在1954年日本就作为援助国参加了“科伦坡计划”以及后来的亚洲生产力机构、亚洲--太平洋会议、东南亚农业开发会议、亚洲开发银行等,帮助制定农业和工业发展计划,使长期受到忽视的农业受到重视。东南亚农业开发会议专门讨论了东南亚的农业发展与工业化问题,建立东南亚农业开发特别基金,设立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由日本和美国各提供一亿美元作为开发基金。这些机构与组织都程度不同地推动着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在东南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60年代中期的初步发展,70年代初日本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整个东盟国家的出口比率中占24.2%,大大超过美国的17.4%和欧洲共同体的15.3%。从直接投资来看,80年代初,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65亿美元,其中46 %投向北美、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其余的54%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如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细目来看,亚洲为26.9%,拉丁美洲为16.9%,中近东为6.2%,非洲为4%,大洋洲为0.7%,亚洲所占比重最大。东盟五国占日本对亚洲国家投资的71%,如加上南朝鲜、台湾和香港则占亚洲投资的98%⑧。这些投资对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日本对亚太地区包括东盟各国投资与贸易的增长,说明了它们在这一地区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迅速提高,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有着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表现在以和平的力量,调节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间的冲突,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泰国,谴责苏联势力南下与侵略阿富汗等。例如1978年年底越南侵柬事件发生后,东盟五国在联合国提出要求越南立即停止侵略与撤军的议案,日本采取了支持东盟的立场,并冻结了1979年以后每年给越南140亿日元的援助。1978年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1980年6月23 日发生越军入侵泰国边境事件。这两件事对日本和东盟威胁甚大,使日本支持东盟的态度更为强硬。同年8月,伊东正义外相访问泰国,表明日本对东南亚的政策,主张召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愿意在资金、技术及其他合作领域对东南亚的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印支的势力扩大。苏联对日本北方四岛的长期占领,在印度洋的扩张以及使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企图已经引起亚洲人民的反对与不安,苏联一旦控制马六甲海峡,就意味着从资源、贸易、投资市场以及海上交通运输线方面拖住了日本的咽喉。苏联的霸权行为遭到亚洲国家包括日本与东南亚的强烈反对。80年代初,铃木善幸首相访问东盟五国,承诺向东盟各国提供借款与合作的资金达15亿美元,声称用以提高东盟国家的“坚韧性”。所谓“坚韧性”,其实质就是提高东盟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合作的力量来维持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以防止在苏联势力南下,越南霸权主义出现后地区性非均势。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战后日本对外关系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修复关系的根本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经济体系,以完成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道路。纵观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日本以经济赔偿为先导逐步返回东南亚,从经济援助与合作发展到政治上协调,有助于亚太地区紧张形势的缓和,起到了均衡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力量的作用。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理论启迪,就是南北国家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内容,实行“一球两制”,竞争共处。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科技革命和民主政治在冲击着所有国家,国际政治经济的多元化、外交活动的经济化以及“一球两制”的竞争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解决“南北”矛盾的问题。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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