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因印支战争失败而力量衰退，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从印支脱身。苏联势力乘机南下，企图填补美国从印支撤走后的“真空”。尽管美日间出现了经济摩擦，但美国还是希望作为西方阵营中一员的日本能够在东南亚发挥政治、经济作用，以加强对苏联的抗衡力量。经过20年的交往与靠拢，日本与东南亚、尤其是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十分密切。1977年8月，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访问东盟和缅甸后，在马尼拉发表对东南亚政策的原则，即“福田主义”三原则，它标志着日本将在亚洲从政治上、经济上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是：（1）。 日本不做军事大国；（2）。 通过文化、教育交流，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3）。 以对等的合作者的立场，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这符合70年代亚太地区的形势，符合修复关系后东南亚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的心理，因而受到了欢迎。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修复与改善关系，客观上有利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例如前面已经提到，早在1954年日本就作为援助国参加了“科伦坡计划”以及后来的亚洲生产力机构、亚洲--太平洋会议、东南亚农业开发会议、亚洲开发银行等，帮助制定农业和工业发展计划，使长期受到忽视的农业受到重视。东南亚农业开发会议专门讨论了东南亚的农业发展与工业化问题，建立东南亚农业开发特别基金，设立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由日本和美国各提供一亿美元作为开发基金。这些机构与组织都程度不同地推动着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在东南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60年代中期的初步发展，70年代初日本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整个东盟国家的出口比率中占24.2％，大大超过美国的17.4％和欧洲共同体的15.3％。从直接投资来看，80年代初，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65亿美元，其中46 ％投向北美、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其余的54％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如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细目来看，亚洲为26.9％，拉丁美洲为16.9％，中近东为6.2％，非洲为4％，大洋洲为0.7％，亚洲所占比重最大。东盟五国占日本对亚洲国家投资的71％，如加上南朝鲜、台湾和香港则占亚洲投资的98％⑧。这些投资对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日本对亚太地区包括东盟各国投资与贸易的增长，说明了它们在这一地区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迅速提高，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有着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表现在以和平的力量，调节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间的冲突，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泰国，谴责苏联势力南下与侵略阿富汗等。例如1978年年底越南侵柬事件发生后，东盟五国在联合国提出要求越南立即停止侵略与撤军的议案，日本采取了支持东盟的立场，并冻结了1979年以后每年给越南140亿日元的援助。1978年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1980年6月23 日发生越军入侵泰国边境事件。这两件事对日本和东盟威胁甚大，使日本支持东盟的态度更为强硬。同年8月，伊东正义外相访问泰国，表明日本对东南亚的政策，主张召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愿意在资金、技术及其他合作领域对东南亚的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印支的势力扩大。苏联对日本北方四岛的长期占领，在印度洋的扩张以及使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企图已经引起亚洲人民的反对与不安，苏联一旦控制马六甲海峡，就意味着从资源、贸易、投资市场以及海上交通运输线方面拖住了日本的咽喉。苏联的霸权行为遭到亚洲国家包括日本与东南亚的强烈反对。80年代初，铃木善幸首相访问东盟五国，承诺向东盟各国提供借款与合作的资金达15亿美元，声称用以提高东盟国家的“坚韧性”。所谓“坚韧性”，其实质就是提高东盟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合作的力量来维持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以防止在苏联势力南下，越南霸权主义出现后地区性非均势。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战后日本对外关系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修复关系的根本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经济体系，以完成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道路。纵观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日本以经济赔偿为先导逐步返回东南亚，从经济援助与合作发展到政治上协调，有助于亚太地区紧张形势的缓和，起到了均衡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力量的作用。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理论启迪，就是南北国家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内容，实行“一球两制”，竞争共处。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科技革命和民主政治在冲击着所有国家，国际政治经济的多元化、外交活动的经济化以及“一球两制”的竞争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解决“南北”矛盾的问题。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