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衡现象的完形（13至14世纪）
    英国自13世纪起，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迅猛。以伦敦为中心的城市经济网络日趋稠密。同时，货币地租广为流行。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开始退居次要地位。庄园自然经济体系面临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政治权力系统中的各种力量也在“过于迅猛”的经济发展前作着新的政治选择。
    中产阶级是经济变化的促成者和推动者。其阶级结构亦随经济变化而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城市市民力量逐渐演化为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希望有一种适宜的政权形式来保证其“要求榨取剩余劳动的无底欲壑”（马克思语）。不过，中产阶级（特别是市民）虽有刺破封建领主等级制结构的一面，但其阶级结构决定着它暂时还只能裹足于封建秩序，暂时还只能希冀于王权羽翼的保护。王权对中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反应如何呢？这时的王室领地仍实行实物地租。其收入自然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开支。王权只有更多地征税才能补充财源。于是，进入13世纪后的城市成了王权逐利的中心。可按照习惯，国王是不能任意征税的。②所以国王也需要有一个能容纳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权机构来为其经济目的服务。中产阶级与国王关系的微妙变化也使大封建主感到与中产阶级结盟争得更大权利的良机已在逼近。
    新的政治选择反映出明显的制衡需要。制衡又将议会推上了历史舞台。英国议会的功能及其完善程度都是其时西欧各国难以比拟的。不妨打开13、14世纪的历史画卷，看一下英国议会君主制的成型轨迹。
    英国议会的前身是一种“地方政府的代表会议制度”（汤因比语），如大议事会、小议事会等等。当13世纪中产阶级势力进一步增长后，此类机构不断被赋予新的职能。这种“旧瓶换新酒”的努力成功了。1215年，约翰王面临国内外重重危机。而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嫁危机。中产阶级及时与诸侯结盟并由诸侯出面共同反对约翰转嫁危机的政策，③逼其签订“自由大宪章”。过去学术界过多地强调“自由大宪章”体现了国王的让步，而忽略了让步背后还有王权权限调整的一面。也就是迫使王权回复到符合封建领主等级制结构的限度，从这一角度来认识“自由大宪章”就不妨称其为权力制衡的契约书。1257年，国王又试图征集相当数目的款项以备攻略西西里岛之用。此举再次激起其他势力的不满。照例是诸侯出面干涉，并制定了一个“牛津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无大议事会的同意，国王不能随意从事征税等活动。中产阶级在议会政治的上述演变中获得了一定的权益。如“自由大宪章”的许多条款就直接关联到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得益最多的还是大封建主。两相比较，无疑中产阶级在制衡中的特殊地位尚未在议会政治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围绕着如何看待中产阶级在政治权力系统中的地位问题，大封建主发生了内讧。最后，主张与中产阶级结盟的西蒙派获胜。1265年新的议会召开时，骑士与城市市民代表终于被接纳了进去。1295年“模范会议”又正式确认了骑士与市民在议会中的合法地位。到了14世纪初，骑士与市民逐渐形成议院的平民院（下院），大封建主则组成贵族院（上院）。至此，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大体形成。
    在英国的议会君主制政权组织形式中，议会就象一股强大的政治旋涡，谁也无法从中冲突出去。这除了有中产阶级在充当强有力的制衡中介力量外，英国人对习惯法的尊重亦是一重要因素。中世纪的“法律是经验和传统的产物。它是习惯，……甚至王公也不能违反习惯法。习惯法是最高法律……”④英国是习惯法最流行、最有势力的国家。议会借助于这种势力而强化自身的功能。往往一个议案经议会批准就会产生持久的效力。如与13、14世纪制衡现象密切相关的“自由人”议案便是其中一例。“自由大宪章”曾规定，自由人的人身安全只能由法加以保证和裁决，其他管束都是无效的。这对于加强当时中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发生了重要影响。至爱德华三世临朝，又立法规定不得违反“自由大宪章”之精神，必须依国法或习惯法来处置自由人的行为得失。即使在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里，也还是援引“自由大宪章”之条例来阐述人的权利。总之，“宪法方面的胜利”（汤因比语）为议会、为制衡的历史投影拉宽了帷幕。
    中产阶级、习惯法的势力、议会等等因素组成了13、14世纪制衡现象的历史合力。也正是在这一历史合力下，制衡现象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标志是议会成为各政治力量表达各自的意志和互相制约的工具；其坚实的基础则是有一个能起强大制衡中介作用的中产阶级。当时西欧许多国家也都先后诞生了议会君主制。但议会未能呈现一种制衡的强势。这与中产阶级制衡作用的弱化不无关系。以法国为例，至13世纪王室领地迅速扩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国王又通过与大封建主政治联姻等手段使王室系统操纵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机构。这就导致中产阶级难以在三级会议中发挥其应有的制衡中介作用。议会的支配者是王权。各政治力量的相互制约和斗争更多地以其他政治舞台（如宗教战争等）而非议会而展开。总之，西欧各国的议会君主制状况从不同的侧面映证了英国议会君主制和制衡现象的独特涵义。
    三、制衡现象的尾声（15至16世纪）
    15世纪的序曲奏响后，西欧的经济中心区逐渐向大西洋迁移。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英国的手工业、商业快步走到了西欧的前列。与此同时，圈地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一大批中小封建主在圈地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新贵族阶级。另有一些大封建主也加入了新贵族的行列。而相当部分大封建主则消失在百年战争、红白玫瑰战争的刀刃之下。新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有着内在的经济联系，这对中产阶级上升为政治权力系统中的主导力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教会方面，虽然以前约翰王在位时王权曾一度受制于教皇英诺森三世，但在较长时间里，国王都很注意控制教会势力。亨利八世继位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大量天主教会的土地被没收和出卖。玛丽女王的登台使天主教有东山再起之势，最终还是昙花一现。经伊丽莎白的强权政治，天主教被英国国教取而代之，并使教会从属于国王。在大陆，天主教会的异端裁判所曾给人带来普遍的财产不安全感。而孤岛天主教的受抑制状态则使英人减轻了异端裁判所的苦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较早、较快地生长，⑤使中产阶级成了天主教势力消退的主要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