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廷在政治上的转变较为缓慢。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天主教教义中保守和落后的内容同不断提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许多国家天主教神职人员中，出现了力求使天主教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主义”派别。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宗教是信仰的事实，它是由人创造的；宗教仪式的形式过于繁琐，与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启示录没有历史根据，只具有叙事诗的意义；圣史是基督教的幻想史，而不是真实事件的历史；教义没有永恒真理的作用，而是内心宗教状态的表现，因此，它是变化的；从福音书中不能够为基督教教义找到根据：耶稣没有创立教会，教会不是神的机构，结论是天主教会不是唯一的“救世”机构。根据这一理论，“现代主义”派批驳了教皇最高权力论，同时，也否定了教皇永无谬误论。
    对于“现代主义”派，罗马教廷动用了全部力量进行猛烈抨击。各国主教按照罗马教廷的意旨也对“现代主义”派口诛笔伐。罗马教廷将“现代主义”派的书籍列入《禁书目录》，停止有关人员在天主教学校里的教学活动，开除他们的教籍。教皇谴责“现代主义”派要求教会生活民主化的主张，抨击他们赞同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诅咒他们力主取消教会外表豪化的建议。
    “现代主义”派的出现是时代发展在教会内部引起的反映。罗马教廷的“讨伐”终究屈从和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庇护十世于1911年宣布减少必度的宗教节日，将一部分节日移至礼拜天，一部分则被取消。
    19世纪末期，在西欧诸国还出现了一个名曰“基督教民主”的运动，并很快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它以超阶级的“第三种力量”的面目出现在政坛上，而实际上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效力的。如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成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党之一；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成为奥匈帝国的执政党。
    面对这场运动，罗马教廷积极予以过问。教皇对基督教民主的解释是：应该冀求正义，捍卫私有制；基督教民主不应当有不服从“合法当局”或建立反对派的意图；天主教徒无论个人还是政党不应偏向于某一政体，在研究贫穷阶级的福利问题时，不能轻视“在维护和改善社会的事业中有同样价值的“上等阶级”。⑤利奥十三处处强调，上帝创造了阶级差别，而“忍耐”是广大民众“高尚的美德”。尽管教皇竭力在言词上排除基督教民主中一切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的内容，主张用阶级调和的精神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教皇所主张的“基督教民主”是为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服务的。罗马教廷不仅谴责制订八小时工作制和保护劳工的工厂法为“标新立异”，而且，还反对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的政治独立，反对他们的独立组织和政治斗争，竭力重申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此外，对于各国的这场运动，罗马教廷积极支持运动中的右派，而对左派则不惜采取迫害和解散组织的手段。
    总而言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罗马教廷在经济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一部分的同时，在政治上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支柱之一。
    罗马教廷的外交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罗马教廷作为巨大的国际宗教中心，依靠传统势力及遍布世界的教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国际政治施加着影响，活跃于各大国和各种政治集团之间。
    在这一时期，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准备战争的欧洲列强逐渐分为两大军事政治阵营——同盟国和协约国。每种势力及每个国家都力图得到梵蒂冈教皇的支持。他们希望利用宗教来使自己的争霸计划神圣化。如信奉东正教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不断表示愿同罗马教廷结盟。新教教徒、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向教皇声称：“德国应当当成为天主教会的剑。”
    罗马教廷在国际政治中不起独立的作用，它追随着当时比较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罗马问题”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罗马教廷周旋和徘徊于欧洲列强和两大军事集团之间。70年代，教皇利奥十三打算建立与三皇同盟的联盟，寄希望该联盟能在“罗马问题”上助罗马教廷一臂之力。到80年代，三皇同盟瓦解，这一希望落空。随着欧洲列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逐渐明显，罗马教廷日益倒向德国及奥匈帝国。当确信德奥不愿在“罗马问题”上予以支持，特别是意大利加入同盟国后，罗马教廷遂与法国和俄国接近。进入90年代后，由于与法俄的关系恶化及意大利与同盟国关系名存实亡，罗马教廷又倒向德奥，并长期联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对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敌视是罗马教廷外交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意大利，尽管梵蒂意之间，因“罗马问题”等纠纷而积怨甚深，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时，罗马教廷便将对意大利的敌视置于脑后，全力帮助意大利镇压人民的反抗风潮。1898年5月，工农运动席卷意大利。教皇随即表示支持意大利政府， 并向意大利僧侣和民众发表文告，要求天主教徒应严格遵守法律，不参加罢工和反政府的暴动。
    1905年，罗马教廷与俄国的关系趋于冷淡。但是，当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后，罗马教廷立即表示：“愿向俄国罗马天主教徒下达绝对忠于俄国政府的指示。”⑥教皇在接见俄国驻梵代表时，“强烈谴责”俄国革命运动，再次声称教廷将满足沙皇政府的要求。在颁布的教皇致俄国天主教会的通谕中，对革命极尽污蔑之能事，宣称革命运动为“暴徒党”的事业。教皇要求俄国天主教徒“始终站在秩序一边，”效忠沙皇。沙皇政府对教皇通谕拍手叫好，对教皇表示“特别感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东南欧民族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因此，反对民族运动即成为罗马教廷外交中的又一大内容。在列强对弱小民族进行政治高压、军事镇压和经济奴役的同时，罗马教廷则以宗教为武器，在思想意识形态大显伎俩。针对波兰民族反对德、奥、俄分割和争取复国的要求，利奥十三及以后历任教皇虽然嘴上大谈对“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爱，”但在关键问题上总是支持德、奥、俄压迫波兰的政策，并要求波兰天主教徒服从于压迫者。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对其控制的波兰人进行强制性的德国化，强行收买和没收波兰居民的土地，将他们驱逐出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兹南，社会上的反波兰人运动甚嚣尘上。对此，罗马教廷不仅支持德国的政策，而且，还通过促进波兰区天主教会和大众教育的德国化来协助德国的政策。在奥匈帝国，鉴于南方斯拉夫人日益强烈的民族运动，罗马教廷提出了所谓“天主教泛斯拉夫主义，”即：南方斯拉夫人在奥皇的最高权力之下，在天主教的怀抱中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