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的日本天皇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但是国家的象征，而且拥有实际的最高权能，外交大权不过是其统治大权的延伸而已。
    皇室外交，即由皇室——天皇及其他皇族成员进行的外事活动和所表现的外交行为。就皇室成员而论，它包括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以及皇弟和他们自己的配偶与后裔，可以说，二战后日本的皇室外交主要是天皇夫妇和皇太子夫妇的外交行为和外事活动，也可称其为狭义的皇室外交。
    一、战后日本皇室外交的阶段划分及其基本内容
    第一阶段（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美国为首的盟国的全面监管之下，一切国政均以麦克阿瑟元帅的指令为准。日本的外交活动也只能透过麦克阿瑟等美国官员去领会和影响白宫的意图。因此，这一阶段又可称作美军全面占领下的皇室外交，或独立前的皇室外交。这一时期既是美国全面占领日本的时期，又是日本由专制体制向战后民主制转化的转型期，一方面民主化潮流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战前天皇的大权贯彻又未能立刻彻底消除，所以，比起占领体制下的日本政府，裕仁的所谓“天皇的个人外交”①和象征行危更具有权威性和实际效能。
    这一时期，裕仁的主要活动有三：（1）到麦克阿瑟元帅离任归美为止， 裕仁先后11次驱车来到虎门美国驻日使馆，拜访麦克阿瑟元帅，其中对美国和日本影响较大的要算第一和第四次。1945年9月27日，裕仁第一次拜见麦克阿瑟，表示要对二战中日本以及日本人所做的一切“负全部的责任”。②裕仁这种少见的勇气和坦诚使麦帅深受感动，坚定了他挽救天皇，保留天皇制的决心。裕仁也因此赢得了“日本最出色的绅士”③的称号。当1945年11月30日美国政府问及如何处置天皇时，麦帅的回答是，天皇相当于20个师的兵力，如果对天皇起诉和逮捕，日本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将崩溃，山岳地带将不断发生游击战争。这样，最少需要100 个师的常备兵力常驻日本。结果，东京审判时，裕仁逍遥法外，战争责任被搁置一边，美国开始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推行“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的占领政策”。④裕仁天皇也开始“竭诚地协助麦帅和美国的占领政策”⑤。1947年5月6日，战后宪法生效的第四天，天皇第四次拜见麦帅，表明了冷战体制下日本对自身安全的担心，试图寻救美国的“保护”。麦帅直言不讳地表明：“美国将会象保护加利福尼亚那样来保护日本”⑥。同年9月， 天皇又通过顾问官寺崎英成向美方表明：“天皇希望美国继续对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实行占领”，因为“这种占领既符合美国利益，也保护了日本”⑦。日美安保体制的雏形已始见端倪。（2）1948年12月2日，天皇通过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季南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带去信函，表示他将以立宪君主的身份为在日本国民中培养美国式的民主而竭尽全力。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这是战后宪法实施后，作为象征天皇首次与外国元首交换公函，也是天皇首次跃过麦帅与白宫联系。（3）1950年6月21日，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为准备日美媾和及日美安保条约的谈判来到日本。6月22日，裕仁通过宫内厅仪典局长官松平康昌向杜勒斯建议，希望缓和整肃，并取消解除公职的做法”⑧。这些要求得到美国的赞同，到日美媾和条约生效时基本完成。
    这样，裕仁为挽救自己，挽救天皇制，缓和整肃，奠定日美安保体制等可谓出了力，流了汗。
    第二阶段（1952年4月到1970年底）。1951年9月8日， 对日《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签字，1952年4月正式生效。日本获得“独立”。同年11月10日，明仁举行成年式并被立为皇太子。
    我们称这一阶段为皇太子明仁夫妇为主角的皇室外交时期。
    明仁的第一次重大出访是1953年6 月代表裕仁天皇出席英王伊丽莎白的加冕式，这是皇太子明仁第一次出访欧洲大国。英国人民对二战中日军的暴行仍记忆犹新，68％的英国人反对明仁访英。有人甚至建议抓明仁去做筑路工，以报印缅之仇。对此，明仁并未裹足不前。他考虑到日本国际地位的低下，依然以顽强的毅力、雄辩豁达的口才和英俊潇洒的风度“赢得了英国人的心”。⑨接着，他一鼓作气，历时半年，访问欧洲14个国家，会见了国王、总统、首相等几十位国家领导人，为促进这些国家对日本的理解和友好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仁第二次重要出访是1960年9月为修复日美外交关系，同美智子妃一道， 参加日美建交百年庆典。1960年1月19日，岸信介内阁不顾日本人民的反对， 强行签订了《新日美安保条约》，并于1月20 日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借日美修好百年庆典，实现总统和皇太子夫妇的互访。结果，在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岸信介被迫取消了对艾森豪威尔的访日邀请，这激起了艾氏及美国的不满。为修复由此造成的日美关系的恶化，并利用皇室平息日本民众的反政府情绪，1960年9月22日到10月7日，皇太子明仁夫妇单方面以低姿态访问美国。 这次访问一方面“加固了新安保体制和日美军事同盟”，⑩另一方面也代表天皇，解脱了“天皇对美国的战争责任”。（11）
    其后，皇太子夫妇代表天皇访问了亚、非、拉许多国家。皇太子夫妇的访问增进了这些国家和日本的“亲善关系”，（12）扩大了皇室和日本的影响。其中，和泰国的关系，不仅局限在皇太子夫妇对泰国的正式访问，还有皇太子夫妇、常陆宫殿下夫妇、三笠宫殿下等对泰国的非正式访问。日本皇室“同泰国王室保持了密切关系”。（13）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皇太子夫妇对非洲、拉美以及少数亚洲国家的访问是出于礼节的话，那么，进入60年代以后，对亚洲特别东南亚国家的访问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此了。东南亚国家深受日本侵略之苦。五、六十年代，日本对这些国家的战争赔偿已基本确定。双边正常的外交关系已经建立，政治交往日益频繁。皇太子夫妇和这些国家元首的互访，无疑将双边关系推到更高层次。其次，60年代，日本已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依赖地缘关系，通过战争赔偿打开的东南亚市场对日本来说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皇太子夫妇的访问也肩负着开辟和巩固市场的作用。第三，皇太子夫妇对东南亚的访问也必然带有战后总决算的味道，即通过赔偿问题的终结和皇室的亲善访问，改善战前日本和皇室的形象，消除二战受害国对日本及日本皇室的戒心和憎恶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