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俄（后苏联）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乌云密布和风雨到来之时，苏联采取灵活的远东战略，使自己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那么，苏联远东战略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应如何评价？本文就此问题作些探讨。
    一、同国民党政府改善关系，遏止日本北进
    苏俄政府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唆使俄国的反动势力进攻苏维埃政权，而且亲自出兵占领远东广大地区。因此，日本是苏俄在远东的主要敌人。经过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它的失败，仍在伺机进攻苏俄，企图推翻苏维埃政府，达到称霸远东的目的。
    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获得独立自由为己任，派遣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同中国北洋政府谈判，两次发表对华宣言，放弃沙俄在旧中国所攫取的部分特权，得到中国人民的称道。同时，列宁以及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帮助进步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另外，同孙中山建立联系，帮助其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但是，在中国大革命取得巨大胜利之时，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制造国共分裂，屠杀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后来，在国民党政府的唆使下，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官张学良于1929年挑起旨在反苏的“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由破裂发展到直接对抗。
    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也蠢蠢欲动，于1931年在中国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这个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信号，但同样引起苏联政府的警觉。事变第二天，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发表声明：苏联反对日本挑起的侵略事件，支持和同情中国人民（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74年版，第529—532页）。随后，响应国民党政府的请求，进行中苏复交的谈判，并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中苏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在许多问题上与苏联政府存在分歧，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彻底改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苏两国都已经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共同敌人，苏联、中国均应屏弃前嫌，共同抗日。苏联还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因为无论是从抗日现状，还是从抗日前景来看，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很重要。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于苏联的态度的转变，完全是迫于日本侵略东北而做出的姿态，苏联也是清楚的。苏联虽然很了解国民党政府的实际态度，但面对十月革命以来所处的包围圈，现在又面临西方法西斯主义的挑战，不能不考虑中国这个伙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与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一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红军实行连续“围剿”，使红军不仅不能北上抗日，而且难以在根据地立足。1934年9月，中共中央局设在上海的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坏， 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直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种关系才得以恢复。在此期间，苏联与中共也中断了联系，它对中国抗日的希望急切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因此，中苏关系从1935年又有了极大改善，苏联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停止舆论攻击，表示支持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一年后，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苏联马上发表社论谴责此举，认为这是亲日派搞的鬼（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17日），表明它们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立场。直到后来弄明白事变的真相，才消除了误会。
    西安事变后，中苏两国政府的交往多了起来。在此情况下，苏联建议国民党政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包括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但是，国民党政府未改反共初衷。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势力相当猖獗，散布亡国论，对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影响较深。面对这样一个犹豫不决的政府，苏联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既表示支持中国抗日，又力求不得罪日本。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这个事变促使中苏两国认真改善关系，再次商讨共同抗日的问题。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正在庐山牯岭休养的蒋介石召见亲苏派头面人物、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授权他立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请求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几乎是与此同时，鲍格莫洛夫也接到苏联政府的训令，指示他立即与中国政府接触，协商共同抗日问题。鲍格莫洛夫、孙科会谈后，双方在抗日问题上达成共识。随后，鲍格莫洛夫将商谈结果电告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抗日态度的转变感到由衷的高兴，在《真理报》、《消息报》等刊物上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8月21日，体现中苏谈判结果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正式签订。接着，苏联开始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着手提供援华物资。至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140人，派遣志愿援华者1万多人；提供援华贷款2.5亿美元（实际动用1.7亿余美元）。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虽然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它的抗日立场并不坚定，仍把消灭中国共产党作为重要任务，没有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摩擦，寻找机会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皖南事变”使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面对这样一个既有限度地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极力排斥异党的政府，苏联政府主动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地位，避免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将一切援助直接提供给国民党政府，不给国民党政府以任何不利于中苏关系、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据有关资料证明，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从未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任何援助。即使在万不得已时，也仅通过共产国际来联络。“皖南事变”后，苏联也仅仅向国民党政府指出此举不利于中国抗战。苏联认为，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日就是进步，苏联有责任把它抑留在反法西斯同盟内。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处理中苏关系时以巩固同盟、避免分裂，坚持抗日、避免投降为准则，促成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