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仿隋唐帝制，确立天皇的至尊地位，是大化革新的目的之一。早在日本国家形成过程中，统治者就宣称其“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使得“王道融泰，廓土遐畿”。④但事实上，由于当时的各氏族集团都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刺激下向阶级社会跃进，尊卑秩序基于氏族内的长幼关系在形成之中，于是，在国家建立时只能承认这一事实，使各氏族集团完整地保持其原来的结构，与最高统治者（当时称为大王）确立形式上的长幼关系。因此，这种国家只是氏族集团的联合体，所谓的最高统治者不过是众多氏族首领中略高于他人的一员。于是，当统治集团内的秩序发生混乱时，只能采取“盟神探汤”的方式调整。这种借助“神”的力量调整内部关系的作法，反映了王权衰弱、豪强势重的政治格局。尽管日本统治者接过中国王权至上的思想，宣布：“普天率土，莫不王臣”⑤，但“豪强暴虐，不拢皇风”⑥，欺王霸政的事屡屡发生。尽管在7世纪初的推古改革中明确规定了“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⑦的立国原则。而由太子“录摄政，以万机悉委”，⑧，又在实际运作中否定了这一原则，天皇（推古改革中始称），并不起实际作用。乃至权倾朝野的苏我氏仍“专擅国政，多行无礼”⑨，“尽灭天宗”⑩，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于是，以中大兄为首的革新势力在诛灭苏我氏后，立即组织群臣，对天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君无二政，臣无二朝，若二此盟，天灾地妖，鬼诛人伐”。（11）明确表示，要效仿随唐帝国专制君主制，确立天皇的至尊地位。但当皇极女皇欲将帝位让予中大兄王子时，大化革新的主要谋划者中臣镰足却劝其推长中大兄一辈、“为人仁柔好儒”的轻皇子继位。其主要原因是世代相袭的豪强贵族，不希望有一个名符其实的专制君主来束缚他们的手脚。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日本人还接受了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的君主政体思想，企图将他们自己半神化的领袖变成中国式的世俗统治者。此后，天皇在理论上就具备了双重性格和职能，既是国家神道的宗教领袖，又是中国式的世俗国家君主。然而，天皇实际上很少起后一种角色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天皇从未作为征服者”（12）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血缘集团（原来为氏族，大化革新后逐渐转变为父家长制家族）未受到严重破坏的缘故。
    由此可见，在大化革新中，日本将民族属性各异、社会性质不同、反差巨大的两种文化嫁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的调适，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二
    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化因素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冲突。由于大化革新毕竟不是象隋唐帝国那样以武力推翻前一个王朝，建立自己的新体制，而是在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趋势的自我转变，因此，它大体上不改变，也无力改变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地位，不损害整个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是进行部分调整。然而，作为一场转变社会性质的改革，必然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是不可避免的。效仿唐朝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侵害了豪强贵族的经济利益；效仿隋唐的专制君主制，强化天皇权威，就意味着对豪强贵族权力的削弱；效仿隋唐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建立新的官僚体制，对豪强贵族无疑是一种限制，当然更有象苏我氏那样受到致命打击的贵族，他们虽人数极少，社会基础却相当广泛。所以，大化革新遭到部分豪强贵族的仇视和反对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647年（阴）十二月，大化革新的主持者中大兄的寝宫突然发生火灾， “时人大惊怪”。（13）史书虽未对其原因涉笔，但敢于此举的很可能仇视革新的豪强贵族。翌年（阴）四月，朝廷实行新冠制，地位显赫的左右大臣仍戴古冠，更明显地反映出对旧制的依恋和对改革的抵制。面对这种局面，于公元668 年登上天皇宝座的中大兄（天智天皇），采取以下调整措施：一是定氏上，向大氏的氏上赐大刀，小氏的氏上赐小刀，伴造等赐干楯、弓矢；二是定民部、家部，承认豪强贵族尚未归公的部民仍为私有。显然，这是以复活部分传统文化因素的方式，向豪强贵族让步。作为大化革新主持者的中大兄做出这种抉择，实在是豪强贵族的强大和传统文化惯性的有力。当然，这种部分妥协的措施，对于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动荡，维护大化革新建立起来的体制的基干，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才得以编纂《近江令》这部正规法典，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大化革新的成果，确定了新近吸收的外来先进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发生在公元672年的“壬申之乱”，使大化体制又得到新的调整。 由于大海皇子（天武天皇）是在东部地区的豪强贵族支持下取得统治地位的，于是，他通过实行“八色之姓”，提高和加强这些豪强贵族的地位。同时又加强天皇权力，将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权集中在天皇手中，使日本成为一个法式完备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至此，一个由不同文化因素融成的文化系统，其内在矛盾暂趋平衡。从文化的历时态角度考察，日本已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部民奴隶基本转变为封建国家的农民（社会上虽然还有部分人处于奴隶地位，但已不决定社会的性质），奴隶主转变为封建领主。从文化的共时态角度考察，当时的日本已是“衣冠唐制度”的文化面貌，中国文化似乎覆盖了日本的各个领域。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日本仍顽强地保持着固有的文化属性。
    （一）从氏族联合体的奴隶制国家，发展为中央集权的父家长制家族组合体的封建国家，浓烈的血缘关系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延续。由于“建立了把全部居民按照地区加以组织和统治”（14）的机构，否定了原来以氏族为基础构成国家的原则，父家长制家族逐渐在社会结构中居统治地位。然而，这时的日本虽然也引入了隋唐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但两者却存在着很大差别。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是以整个帝国的统一和存在为前提，只承认皇帝的世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允许官僚贵族世袭政治权力。日本则不同，国家是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父家长制大家族的组合体，天皇仅仅是众多家族长中的一员，只是地位高些、威信大些，成为各家族集合的象征。就连踌躇满志的圣武天皇也在自诩：“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之势者朕也”之时，不由自主的视自己为家族丛中的大户，而缺少主宰一切的专制君主的观念。既然天皇仍是一个家族长，而不是一个以征服者身份出现的帝王，这与其它家族长并无本质区别。所以，一切家族长在国家官僚机构中的世袭地位，就必然与天皇的世袭地位并行不悖。因为他们的权力、地位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天皇尚无力、也不想加以否定。不管那种“唯序当年之劳，不本天降之绩”的法令宣布多少次，始终不接受中国的科举制，就是为了使家族长们按血统论高低的秩序不被打乱。尽管由于国内、国际环境和外来文化的作用，暂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然而，这不过是一系列纵式家庭的组合，其前提是承认家族长们的世袭权力，否则天皇的专制君主地位也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