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9月18日发生柳条湖事件以来，截止到1945年8月14日波茨坦宣言公布，以及9月2日日本在向联合国递交投降书上签字，此间发生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如何确定它们的性质及称谓则完全是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一般将柳条湖事件后的战争称之为“满洲事变”，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引发的战争则根据同年7月11日近卫文麿内阁议决，被称作“北支事变”，随着战争从河北局部地区发展成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9月2日内阁会议两次决定改称“支那事变”；1941年12月8日爆发的战争被称为“大东亚战争”，12月10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决定，“此次对美英战争与今后伴随形势发展可能发生的战争、包括支那事变，统称“大东亚战争”，在两天后的12日，内阁情报局进一步补充说明：“所谓大东亚战争，即是一场以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并不意味着战争区域仅限于大东亚”。当时，不论“满洲事变”还是“支那事变”、乃至“大东亚战争”均被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诏谕所进行的“圣战”。在天皇制度的法西斯统治之下，人们怎敢对这些战争的名称及性质有所异议。
    然而，日本战败后的情况却一改故辙，人民可以随意议论这三次战争的实态、本质及称谓问题。总体说来，将此三次战争概括为“十五年战争”的称谓较为能够把握战争的实态和本质。为此，本稿将就该十五年战争的性质及称谓问题进行综述。
    信夫清三郎与齐藤孝则的争论
    关于十五年战争的性质及称谓问题，自战后以来已反复进行了数次讨论，而近年来再次引起大家关注的是，信夫清三郎在1983年第8 期《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太平洋战争”与“大东亚战争”》一篇文章；对此，齐藤孝则在同年第11期《世界》上刊出了一篇题为《“大东亚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历史认识及战争的称谓》的驳斥文章。
    促使信夫写以上论文的直接原因是，1982年12月6 日《朝日新闻》晚刊“今日问题”短评栏登出了《何谓大东亚战争》一文；在同年12月21日《朝日新闻》的“读者之声”栏中，又刊载了55岁的公务员小野登歧彦的投稿。前者抓住当时中曾根首相称“大东亚战争”为把柄，加以评论，“现在首相仍一味坚持称‘大东亚战争’，即表明其是在肯定当初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的立场”。
    就此，小野投稿的题为《反对把“大东亚战争”这一称谓政治偶象化》，谴责“以称大东亚战争为侵略主义等，称太平洋战争则为和平主义者的区分人的方式纯属偏见”，他强调，“不管大东亚战争名称本身好坏，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人生在世，朝露一瞬，谁不情系其所生历史时代”，“是故，对于经历过战前及战中的一代而言，不论战争的目的和结果如何，都不会忘怀殊死搏斗过的大东亚战争岁月，而却没有留下经历过太平洋战争时代的记忆”。
    信夫的文章一开始肯定地引用了小野的文章内容，尔后纵观战后出现的围绕“太平洋战争”称谓问题发展过程，尤为尖锐地批判了历史学会编《太平洋战争史》（新版）（1—6册、青木书店1971～72年版）、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小学馆1968年版）、木坂顺一郎《昭和历史之七——太平洋战争》（小学馆1982年版），指出，在明知“美国使用的”“太平洋战争之称谓”不十分贴切的情况下，仍旧“依然如故庸俗地”将其当作“可行之策”进行“滥用”乃是一种“怠慢”行为。信夫文章的结论是，不能因为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称谓，就断定是对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所进行的整个侵略亚洲战争的肯定。他指出：“本人过去亦曾一度使用‘太平洋战争’的称谓，但现在为最大限度地使用战争的实体有所隐蔽，则应提倡使用‘大东亚战争’之称谓”。
    对此，齐藤的文章认为，“战争的称谓不一定都表现出‘战争的历史性质’”，他在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战争的称谓之后，总结出，“战争称谓不是固有名词，如何称谓却具有反映重大战争的实态与其历史性意义”。齐藤尤为指明：“所谓‘大东亚战争’，即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所进行的战争，其目的在今天已被明确否定。它不是因为战败而受挫，而是由于战后许多事实真相大白才明确其目的是错误的。本来‘大东亚战争’之称谓即便没有什么占领军的指令，日本国民自身亦应加以否定……并非令行禁止‘大东亚战争’这一称谓，只是须要尽量回避使用它”。他认为具体可行的办法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太平洋战争”取代“大东亚战争”，因为这两个名称中不含有价值判断观。
    本人的论调基本上赞同齐藤的观点，正如以下所述一样，都尽量避免了使用“大东亚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提倡采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这种新的说法。下面首先概要介绍本人有关战争称谓的一些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