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是发生在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一起著名的舆论事件。一名身份低贱的仆人侵害神圣的国王，举国关注，法国境内外各种新闻报刊迎合大众对信息的渴求，对案件整个过程做了大量报道。路易十五在刺杀中仅受轻创，很快痊愈重新理政，达米安事件没有像1610年拉瓦亚克刺死亨利四世那样，造成重大的政治连锁反应，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多被当做微小的个案加以对待。一些学者陆续出版了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弑君者的生平传记，①还有一些学者则将该事件作为典型案例，用于引申或证实自己的论题，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戒》，历史心理学方面有M.阿兰和J.R.德·福尔萨的研究论文。②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将事件从其赖以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剥离出去。事实上，达米安案本身和它激起的公众舆论，用普林斯顿大学法国旧制度政治文化史家范克莱的话来说，“犹如黑夜里的一道闪电，骤然而明晰地照亮了法国的政治图景”，是观察18世纪中期法国政治和思想转变“出奇平静的风暴眼”。③该案与当时法国总的政治情势和社会文化现实紧密地纠葛在一起，不仅关涉18世纪50年代连绵不断的高等法院危机，而且映现了这个时代法国社会的舆论机制和观念氛围。本文利用相关文献材料，将达米安事件置于18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缕析当时公共舆论机制对该事件的形象建构以及公众舆论的基本反应，希图以该事件为透视点，管窥这个时期法国社会文化与思想气候状况。
    1757年巴黎的冬天非常寒冷，根据巴比耶日记记载，“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寒冬伴随着一股极寒之气开始，且有不断加剧之势。”④路易十五为避寒移居到相对暖和的特里亚农宫。1月5日，在参加主显节的庆祝午宴后，前往凡尔赛宫看望他生病的女儿维托瓦夫人。下午5时三刻，天已黑，在王储和廷臣的拥簇下，路易十五动身返回特里亚农宫。在国王扶着御马大总管布里昂纳伯爵(Comte de Brionne)和首席御马官伯兰根男爵(Marquis de Beringhen)准备登上马车时，达米安冲破国王卫队和瑞士百人队的警戒圈，突然闯入廷臣中间，在奔袭中冲撞到王储和阿延公爵，接近国王身边后将一把双刃刀刺入其右肋。⑤刺杀者得手后没有立即逃跑，而是退到等在现场的马车旁，“像个醉醺醺的疯汉一样”盯着国王。路易十五最初没有意识到自己遇刺，但手伸到衣服下摸到出血，才叫喊说自己受伤了，并指着达米安：“就是那边那个人袭击了我，逮住他，不要伤害他。”⑥短暂的混乱后，国王的一名男仆、一名卫兵和另外一个人将凶手按倒在地，从他身上搜出了行凶的刀子。⑦
    路易十五的伤口流血甚多，认为自己命在旦夕，“第一时间命令召来一名神甫”，听他忏悔和做临终圣事，⑧并向到场的所有人交代后事，指派王储总摄政事，并为自己私生活的不检点向王后和女儿们道了歉。但国王的伤势并不重，首席外科御医拉马蒂尼埃尔跟随王后一道，从巴黎连夜赶来。他对伤口做了仔细检查后说，如果国王“是一个普通人，那么当天就能穿着睡袍自行起床了”。⑨刀子刺入第四和第五根肋骨之间，形成一道近4法寸(约10厘米)的创口。由于天气寒冷国王穿着厚厚的几层衣服，刀子刺入不深，没有穿透胸部伤及重要脏器。人们担心刀锋上有毒，根据谋杀凶犯自己的交代以及在狗和其他动物身上试验，证明刀上确实无毒。⑩路易十五伤口迅速康复。1月8日，关于国王健康状况的报告就出现在巴黎市政厅的大门上，1月14日路易十五开始重新执掌朝政。
    单从案件本身看，达米安弑君案没有造成任何直接的重大后果，对继后的法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不像1610年弗朗索瓦·拉瓦亚克刺杀亨利四世那样，1757年达米安不那么致命的攻击，并未导致‘改变法国历史的三十天’的局面。”(11)然而，按照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谋杀神圣的国王，是在攻击上帝的受傅者、国家之躯的首脑——等级社会的团结和统一系于其一身。在许多达米安的同时代人眼里，攻击国王无异于谋杀整个国家，是对整个社会现存秩序和主流伦理的挑战。这种罪行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都罪不容赦！意料之中的是，事件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荡，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当时的《阿维尼翁邮报》(Courrier d'Avignon)对此报道说：“当前发生且值得公众密切关注的大量引人瞩目的物事中，最吸引人的对象就是皮埃尔·达米安。”人们注意到，直至3月末达米安在格雷夫广场被酷刑处决，舆论的兴趣一直集中在该案的诉讼上，是所有交谈都会涉及的话题。(12)1715年出生在阿图瓦省一个贫穷家庭的达米安，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做仆人谋生。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人，不可能与国王产生任何直接纠葛，是谁在指使他做出这样惊天的举动？这样的悬念，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达米安坚称是他“个人所为”，“没有任何人”唆使他犯这样可怕的罪行，(13)法官们最终也没有审出任何实质性的阴谋集团或同谋共犯。在案件结束之后出版的长篇审讯记录中，官方最终给出的结论是：达米安是一个孤立的狂热分子，刺杀行动没有同谋共犯。(14)既然不是受某个阴谋集团唆使，那么如此令人惊异的行为总有动机。有人将其动机归之于特殊因素，即达米安个体精神或心理失常。这种说法最早在宫廷集团中产生，他们想借此让国王安心，吕伊纳公爵是该说法最有力的传播者。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司法观念的变化，达米安成为一些学者进行病态心理学分析的典型案例。(15)
    然而，检视官方的审讯记录，根据达米安自己的供述，18世纪50年代上半期高等法院与王权在拒绝临终圣事和财税问题上的争论，国王听不进高等法院的谏诤，对民众所遭受的灾难熟视无睹，是他起意“触动”国王的重要原因。(16)达米安的同时代人巴比耶在浏览了达米安案的审讯记录后做出这样的判断：他根本不是刺杀两亨利(亨利三世和四世)的凶手——克莱蒙和拉瓦亚克那样的宗教狂热疯子，相反倒更像是一个“高等法院狂热分子”。(17)因此，一些史学家认为，18世纪中期法国以高等法院和詹森派为一方，以教会和王国政府为另一方的宗教—意识形态论战，影响已渗透到社会下层，正是“这些时事激扬的话语”，促动达米安前往凡尔赛给了路易十五一刀。(18)
    对达米安刺王案行为动机的解释，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学者们选择的视角，很难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该案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公众舆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历史学家在描述该案的舆论反应时说：“刺杀国王的消息在巴黎引起极大的轰动”。(19)也正是在这种公众舆论密切关注的情境中，(刺杀)“行为”得以被建构为“事件”，界定着社会公众的想象，同时也折射出公众的判断和认知。(20)因此，达米安刺杀案，犹如18世纪中期一个偶发的燃爆点，瞬间照亮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和集体心态，为我们窥视这个时代法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契机。
    首先考察达米安事件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传播和建构机制。达米安刺杀国王案发生后，新闻报刊迅速将消息传递到法国和欧洲各地，并成为1757年前几个月舆论密切关注的热点。在信息的流播过程中，达米安事件模糊混沌的面貌特征逐步形成。1月5日事发后，巴黎官方的《法兰西公报》在1月8日率先作了公开报道。在有关凡尔赛宫新闻部分，该报以其一贯的风格，流水账般地记述了自新年开始以来国王及皇室的活动。有关刺杀的报道仅限于过程的描述：刺杀经过、国王受伤情况、伤情观察以及领受圣体祈祷上帝庇佑早日康复。报道呈典型的官方风格，行文平铺直叙，措辞毫无色彩，国王本人始终占据着叙事中心。关于凶手，仅中间交代了短短一句：“人们当场逮住了暗杀者，将着手对他提起诉讼”。(21)但这则报道是关于刺杀现场情形的权威消息源。(22)接下来，1月11日的《布鲁塞尔报》，1月14日的《阿姆斯特丹报》、《乌特勒支报》、《科隆报》，1月15日巴黎的《信息汇览》(Annonces，affiches et avis divers)(23)以及1月18日的《阿维尼翁邮报》都报道了刺杀消息。(24)事件从巴黎迅速传播到北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向南欧和东欧传布，直至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
    在报道内容和措辞风格上，与《法兰西公报》相比，《科隆报》1月14日刊载的通讯叙事要生动得多，报道内容基本包含了人们感兴趣的关键点。文章第一段起首直切主题，“这个可怜可恨的弑君者，雅克·克莱蒙和拉瓦亚克的凶恶而令人憎恶的后继者”，“昨天晚上侵犯了国王的圣躯”。接着语焉不详地描述了刺杀的经过，然后介绍凶手基本的身份背景：“据说是阿拉斯人，曾在巴黎数户人家做过仆人。”在交代完与案件本身直接相关的要素后，文章第二段转向案件引发的外部反应：人们前往教堂供奉圣礼为国王祈福；高等法院首席院长被召集来商讨审讯事宜；关心诉讼程序如何以及最终怎样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谋杀者。(25)《科隆报》的报道文本包含着一个较为完整的意群(syntagme)，它向读者大众构建了一幅从“核心”(刺杀行为)到外围(一系列反应行为)的事件图像，“该文本代表着诸多报纸总体性叙事的缩影”。(26)由此，达米安刺君行为开始与广阔的社会元素相遇聚合，共同组构成所谓的“达米安事件”。
    从案发直至达米安在格雷夫广场被酷刑处死后，报纸新闻不断地往这个事件上添加新的质料。根据里昂第二大学18世纪研究中心的集体研究成果，有关达米安案的报道主题至少可以分解为五个子系列：1)国王的健康状况；2)对达米安的审讯和起诉进程；3)国王遇刺及其后身体复原消息引发的社会反应；4)有关达米安身份、家庭、亲属、生平、态度和动机等一系列个人情况；5)不同环境下的观点态度和公众关注情况。(27)新闻媒体的持续报道让达米安事件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然而，这些信息并未如宫廷和王国政府所愿，起到“稳定民众思想”(28)的作用。相反，在“秘密运作”的专制体系下，由于审讯程序不公开，舆论的关注使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新闻媒体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凡尔赛宫的预审开始，在各家报纸不断强调的‘隐情’的刺激下，达米安诉讼案将舆论广泛地动员起来。尽管人们猜测拘禁关押在巴士底狱时讯问已有进展，但一切都非常模糊不清，记者对此亦诉之于揣度。”(29)从达米安由国王的警卫手里移交到司法机构，由于来自官方信息披露的缺位或匮乏，新闻媒体一直重复着殊难证实的消息。
    正是案情的这种“神秘性”，加之大众心理对戏剧性、轰动性、恐怖和暴力事件的窥探癖好，使人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达米安刺杀国王的动机究竟何在，在审讯中他招供出了什么，会在什么时候处决他？对于这些疑问，没有人能够提供具有准确的权威答案。报纸上虚假新闻泛滥，乃至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报》对此哀叹道：“在大量四处流播的混乱消息中，很难分清孰真孰假。”(30)
    各种听上去荒诞不经的传说在民众中四处流传，据1757年初一本题为《一名爱国者的信札》的小册子记载，荣军院院长第四助理一名年幼的女儿，1月4日在前往S.约瑟夫女校上学的路上对她的同伴说，明天国王会遭刺杀；一个居住在巴黎的鞋匠的妻子，在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说，下周四即1月6日会有令人震惊的新闻发生。(31)谣传中还有许多颇具传奇色彩，如居住在马扎然大街的一名鞋匠之妻向警察局报告，在罪恶之人达米安到达凡尔赛前几天，四个佩剑男子晚上来到她家，问她拥护哪个国王，是不是路易十五？她予以肯定的回答后，这些人对她说，好呀，您很快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