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了解一下18世纪中期法国的历史进程即可知道，达米安所言的两项宗教原则并非空穴来风，相反正是来自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现实：“这个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初的震荡定格在两大主题之上：宗教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和反抗税赋”。(56)下面我们对这段历史作一简单的梳理。
    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财政总监马肖·达努维尔(Machault d'Arnouville)推出税收改革方案，从1750年1月1日起，取消战时临时征收的什一税，开征“首期”廿一税(vingtième)。新税针对王国所有的臣民，不分“特权与非特权”，(57)该方案可以说是旧制度法国创建现代国家税收体系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轻微的抵抗后，巴黎和其他各地高等法院、等级会议省都予以同意，唯有坐拥雄厚资产的教会顽强地反对。原先坚定支持马肖改革举措的路易十五，在高级僧侣和宫廷“虔诚党”的游说下，于1751年底最终同意免除第一等级缴纳廿一税，旧制度由此失去了一次使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契机！
    与马肖对抗中表现出强大势力的高级僧侣阶层，同时在国内挑起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宗教争论。(58)这场绵延半个世纪的争论，起因于1713年谴责詹森派101条主张的《乌尼詹尼图斯通谕》。詹森派是天主教会内部的革新派，被教会和王权视为“宗教和国家中的共和主义者”。(59)1750年代争论的麻烦制造者，是新任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弗·德·博蒙。他要求所有的临终者都要出示教会机构颁发的“忏悔证”(billets de confession)，表明自己接受《乌尼詹尼图斯通谕》作为信仰规条，教区神甫才能给他做临终圣事。博蒙希望借此打击忠诚的詹森教徒，同时挖出有嫌疑的教士。(60)詹森派教徒进行申诉，高等法院认为这是介入教会—国家事务扩大自己权力范围的大好时机。1752年，巴黎高等法院进行了司法干预，并颁布禁令，要求神职人员不得拒绝给不能提供忏悔证书者做临终圣事；并命令他们在圣事管理方面，必须遵守王国内部的教会法和有关规章。(61)但禁令被国王取消。1753年5月，高等法院法官罢工，国王随即下令将他们流放出巴黎，直至次年9月才被重新召回。国王同时劝服他们注册了“肃静法令”，但不妥协的双方都难以“肃静”。对抗发展到1756年，王国政府甚至央求罗马教皇介入调停，但本笃十四世颁布的温和的教皇通谕遭到高等法院断然拒绝，国王与高等法院的对抗至此变得无法调和。12月13日，路易十五“御临法院”欲强行迫使后者屈服，高等法院大部分法官再次罢工抗议。
    就在宗教争论臻于高潮之际，财税问题再次缠上王国政治。为了筹集“七年战争”的军费，1756年6月，王国政府宣布创立新廿一税，同时延长首期廿一税。然而，这次高等法院没有轻易俯首，他们激烈地反对新税，巴黎高等法院提交给国王的谏诤书，“明显地流露出长期累聚起来的怨恨之火”。(62)他们抗议新税的征收和使用方式，“无论丰年还是灾年，都会在首都造成一系列难以言表的不公和悲苦，并让所有的公民遭受苦难”。(63)
    旧制度精英阶层的政治纷争之所以影响到达米安这样的普通民众，与高等法院的抗争策略密切相关。为了与具有天然优势的王权对抗，在1750年代的争论中，高等法院诉诸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力图寻求来自社会领域的支持，作为自己抗争的正当性基础。法官们将作为官方文件的判决书和谏诤书公之于众，律师们撰写小册子，抨击教会和政府，或向公众解释高等法院的立场，或深入考察历史宣称自己与国王具有同等古老的渊源，是专制主义的屏障和王国古老宪政的维护者。(64)一些律师把数百页的“司法诉状”出版发行，将反对通谕的教士所遭遇的悲苦和不公之情公之于众，激起公众对詹森派教士的同情和对通谕的反感。(65)
    詹森派及其支持者的宣传确实激起了广泛的舆论回应。在政府取消了高等法院的禁令后，有许多传言说：“有五十多万市民愿意陪同高等法院去凡尔赛，并支持它代表国王(处理这件事)，因为国王漠视他忠实的臣民的愤怒之情”。巴黎大主教博蒙遇到一群书籍零售贩子，非常热情地兜售高等法院的禁令，同时以很不恭的言语评论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接着他又遇到一群普通妇女“以极其粗鲁的语言表达她们的怨愤之情”。(66)在这样的舆论气候中，身处巴黎且在多位高等法院法官家里当过仆人的达米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67)
    达米安刺杀国王没有成功，尽管其行为本身并未造成重大的政治后果，但对于18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来说，这起事件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标志性意义。
    其一，它标志着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集体心态的转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去神圣化。达米安刺杀国王，最直接地表明“君权神授”理论下国王的神圣不可侵犯受到挑战。而该案激发的舆论反应则进一步显示，经过50年代的宗教一财税争论，民众的政治意识已初步激醒，他们的信息渴求对王国秘密政治形成了挑战，国王的形象和权威在法国公众心目当中已遭极大损伤，君主去神圣化进程业已开始。这种思想反映在民众的行动上，与1744年国王生病时举国民众涌向教堂为之祈祷不同，尽管一些外省为国王大难不死举行了节庆活动，但巴黎没有任何游行庆祝，也没有弥撒仪式。(68)
    其次是宗教方面的非基督教化。在上文中可以看到，达米安供称自己已长时间没有参加宗教活动，对宗教表现出相当的疏离；巴黎的公众舆论同样对耶稣会和教士表现出强烈的仇视。这种“非基督教化”现象的滋长蔓延，与50年代拒绝临终圣事争论无疑有着脱不开的干系。据达让松记载，1752-1754年争端的高峰时期，圣科姆(Saint-Cme)的一位神甫说，在这个拥有3000名领圣体者的教区里，过去一年仅有1200人前来领圣体。宗教人士在街头露面鲜有不遭辱骂的。(69)奥拉尔、莫尔内、伏维尔等史家在研究著作中也都认为，18世纪法国人宗教情感的大规模转变肇始于1750年。(70)
    其二，它标志着18世纪中期的法国有着一套由各种传播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本著作里曾提出，法国由于专制制度的强大，“缺乏发达的政治新闻业，而且也没有一个能够在这种新闻业影响下逐渐转变为人民代议机构的等级会议”，政治公共领域因此发育不全。他认为，直到1781年，财政总监内克首次向社会公开国家财政预算情况，才在封闭的专制权力体系上打开缺口；而法国大革命则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英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缓慢演变所取得的成果，为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创造了一直缺少的公众舆论机制。(71)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旧制度政治文化史研究，修正了哈贝马斯的诸多论点。早在1750年代，王国的宗教—财税争论已经打开了专制体系的缺口。尽管旧制度的新闻检查制度遏制了法国新闻业的发展，但透过达米安事件的舆论传播机制可以看到，法国在18世纪中期不仅拥有由境内外法语报刊组成的发达信息网络，还拥有其他众多适合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信息传播手段。
    此外，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视为资产阶级精英的专属，但从达米安事件的公众舆论来看，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联互动。尽管精英阶层在舆论制造中扮演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但民众对他们的意见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或感受主动地“挪用”，并在属于自己的公共领域(民众聚集交往的公共场所)中传播扩散和做出评判。因此，达恩顿在描述18世纪中期巴黎的新闻传播网络时，不无幽默地说道：“如果你想要收听新闻，只管站到大街上竖起耳朵即可。”(72)
    ①Anne-Léon Zévaès,Damiens le régicide,Paris:Editions de La Nouvelle revue critique,1933; André Bouton,Damiens le régicide:les secrets de son procès,Paris:Monnoyer,1955; Pierre Chevalier,Les Régicides:Clémet,Ravaillac,Damiens,Paris:Fayard,1989.
    ②Michel Foucault,surveiller et punir,Paris,1975([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Maurice Allain & J.Rogue de Fursac,《L'Attentat de Damiens,Etude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Revue politique et litéraire,Revue bleue,Tome 47(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