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同样的问题问过所有其他房客，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这四个不速之客在离开时威胁道，任何人若走漏半点风声，就要了他的脑袋。(32)
    确切信息的缺乏致流言蜂起，顺理成章，“阴谋论”如幽灵般游荡在公众舆论当中。1757年3月5日一本匿名小册子中所阐述的理由，典型地表达了当时法国人理解该事件的逻辑：
    众所周知，他出生于并生活在低贱的环境中，唯一显而易见的是，有某种隐秘的敌人密使，将他们的狂热传播给了他。一个在社会中既无名亦无地位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强烈的个人不满，使之起而攻击国王。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被收买或诱惑，充满蛊惑的许诺可能导致了这样一桩重大犯罪。(33)
    美国文化史家达恩顿声言，“每个时代都是一个信息时代，各自有其自己的方式，传播体系形塑着事件”。18世纪的法国亦复如是，它像当今时代一样有着“密集的传播网络”，各种传播方式紧密地彼此交织叠加在一起，能够迅速有效地将各种消息传播开来。(34)达米安事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达恩顿有关18世纪是“早期信息社会”的说法。当时，随着事件的发生和消息的传布，各种论战性小册子、私人通信、回忆录、街谈巷议、歌谣诗作和煽动性街头海报纷至沓来。不同于旧制度新闻检查体制下受到严格束缚的报刊，这些信息媒介能够自由便利地表达意见立场或对信息做出释读，在舆论制造中扮演着报刊承担不了的角色，“阴谋论”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播媒介中大行其道。
    首先，达米安事件发生后，巴黎街头的海报或传单到处泛滥。18世纪中期，这些街头张贴物在公众舆论动员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的角色。当时，报纸杂志的订阅价格还很昂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但街头海报和各种布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因此它们传达的信息能够直抵各个阶层的民众。(35)这些不具名的街头张贴物，尽管文辞不美，甚至经常伴有拼写错误，但自摄政时代以来就已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它们相互评论，相互引述，为民众近乎贪婪的信息饥渴提供食粮。它们还具有民众评价事物时所特有的那种辛辣讽刺”。(36)达米安事件中的街头海报鲜明地反映了这样的特点。
    根据王国大臣达让松和巴黎平民巴比耶日记的记载：事件发生次日，在巴黎卢森堡门等数处出现了反对国王的海报和讽刺性短文。(37)1月底张贴在巴黎大街小巷的一张三行体海报，头两行对国王屡屡御临高等法院表示强烈不满：“在巴黎御临法院，在凡尔赛御临法院”，接着第三行公然诅咒他去死：“在圣德尼(国王埋葬之所)御临法院”。(38)在达米安被审判期间乃至被处死之后很长时间，类似的煽动性海报在巴黎各公共场所仍持续不断地出现。
    除指责国王的行为之外，耶稣会是海报主要的攻击对象，“人们看到他们各学院门上贴着的海报，用大字写着如下词语：滚吧邻居，如果你们不想被一把火烧掉的话”。(39)根据巴比耶观察，当时整个巴黎的公众舆论都仇视耶稣会。民众普遍相信，耶稣会是达米安刺杀案的幕后指使，或他们的盲信狂热造就了达米安。在刺杀消息传到巴黎后，许多巴黎人纷纷将孩子从耶稣会的寄宿学校领回家。有个在路易大帝学院教堂门口被捕的人，把贴在教堂门前的告示“为国王祈祷”(prières pour M.le Roi)，附会作“为谋杀国王祈祷”(prières pour massacrer le Roi)，一大群人竟然相信了他的话。实际上，“M.”是先前为王储生病祈祷时留下的(prières pour M.le Dauphin)，描画工在替换时没有将“M.”完全擦拭干净。(40)
    其次，围绕着达米安案的手抄或印刷小册子源源出现。不同于字数寥寥且言辞粗鄙的街头海报，小册子是知识广博、思维缜密的学者们生产出来的。根据皮埃尔·雷塔等人的研究，在达米安事件中有两种形式的小册子在民众中秘密流通：一种是手抄本，体裁主要是文字游戏和诗歌，它们对王国政治状况的险恶深表不满，同时或多或少猛烈地攻击耶稣会；另一种是印刷本，这些小册子搜罗各种证据，推测隐藏在达米安背后的同谋或阴谋，矛头同样直指耶稣会或王国政府。(41)
    事发当月出现的匿名小册子《讨谋害国王人身文》和《论当前事件》都是韵文体，对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宗教盲信狂热猛烈挞伐。(42)前者开宗明义地写道：“致命的情思，可憎的狂迷，极其残忍的错谬与分裂之子，屡屡谋害我王之生命的你，在弗朗索瓦心里幽灵再起！”后者则更加激烈地攻击巴黎大主教博蒙是“狂热的教士”，耶稣会是“伊纳斯(Ignace)卑鄙的后继者，无耻的谄媚之徒，残忍的敌人”，王国政府内支持耶稣会的陆军大臣达让松“令人憎恶”。(43)3月份，围绕着达米安案又出现了一系列小册子，其中包括《对1月5日谋害国王人身的沉思》、《一名爱国者的信札》、《对弑君始作俑者的宣战书》、《一位隐遁者的信札》等。这些小册子更为系统详尽，更具论战性，历史学家们都相信它们多出自特鲁瓦的詹森派律师格罗斯利(Pierre Grosley)的手笔。(44)这些小册子“证据”搜罗充分，推论逻辑严密，力图陈明案件背后存在不可告人的阴谋：1)刺杀背后有阴谋，并暗示耶稣会就是这个阴谋的始作俑者；2)王国政府指定审讯达米安的法官是另一个阴谋，这些同情耶稣会的法官会竭力掩盖第一个阴谋的踪迹，以便阻止暗杀的真正始作俑者在审讯过程中被挖掘出来。(45)
    再次，关于街头公共场所的话语。在达米安事件中，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舆论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事，“民众则保持着静默”。(46)相反，在阿莱特·法尔日看来，“巴黎的耳朵和眼睛、谈论和诅咒无处不在：这座城市的民众总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探查和讨论”。他们不仅对奇闻轶事感兴趣，对国家事务也非常关注，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或看法。(47)达米安刺君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自然不会例外。案件发生后，民众当中物议沸腾，国王、高等法院和詹森派都是议论的对象，尤其是耶稣会士乃最猛烈抨击的目标。(48)根据美国的旧制度政治文化史家范克莱的梳理，在遭到警察追查的言论中，比较集中的论调是，耶稣会士是让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所有麻烦的制造者，应该被烧死或吊死；高等法院高于国王，无视民众诉求或民间疾苦的国王该杀，等等。(49)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受到舆论猛烈攻击的耶稣会并非没有反击。出版地标注为阿姆斯特丹的小册子《达米安生平简史》指责，正是巴黎高等法院屡屡对抗国王意志的悖逆之举，为罪犯侵害国王树立了榜样。(50)但或许因为舆论普遍敌视他们，或许因为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策略，与极具战斗性的詹森派舆论攻势相比，耶稣会方面的反击显得非常微弱。
    国王和耶稣会，在当时法国社会中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权威性力量，何以成为舆论普遍不满的对象？从上述达米安案本身的舆论喧嚣中不难分辨出最直接的缘由：耶稣会狂热与挑衅，国王轻忽民情与民意。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法国民意对他们何以形成这样的认知？欲解答这个问题，需将达米安事件与它赖以发生的广阔社会政治环境连接起来加以考察。
    1月5日当天，当审讯者问“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谋害国王”时，达米安供称说是“出于宗教(原则)”。(51)在后来的审讯中，这名身份卑微的家仆曾多次重复这个说法，但他所说的宗教原则，显然不是外人想当然地认为的主流信仰天主教。据供述，他已长时间没有参加领圣体和做告解等宗教活动，(52)对宗教显然并不虔敬。审讯法官对其说法也予以了质询：按照基督教原则，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将渎圣之手伸向国王在上帝眼里是可怖的罪行，如何说是为了宗教而犯罪。(53)检视达米安的审讯记录发现，他所谓的“宗教原则”，是另一种性质截然不同，但在他看来同样神圣的原则：其一是社会正义，“他将王国3/4民众身陷其中的苦难作为宗教原则”；(54)其二是宗教正义，他回答审讯的法官说，他非常不满教会拒绝给那些虔诚的好人做临终圣事，“使他们像狗一样入土”。(55)
    如前文交代过的，达米安是个受教育不多、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自己能有这样的意识，因此在审讯过程中，法官再三地讯问他背后的主使(matre)是谁。亦如前所述，他没有招供出任何特定的同谋共犯。而且，通过分析围绕着达米安事件的公众舆论可以看出，达米安的心态观念在当时的法国并非孤例，而是普遍地存在。也就是说，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集体心态业已发生了转变。引发这种集体性现象的动因不应是某种个别的或偶然的因素，而有可能是这个时代法国社会共有的经历(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