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阿富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在其遗著《阿富汗简明史》中，曾经指出：“阿富汗在中亚历史的各个时期中都处于显著地位。从以前的历史、丰富的考古遗迹以及它在发展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看，它能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媲美。它的文明至少要追溯到五千年以前。”①
    的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各国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阿富汗原始文化的面貌，才初露端倪，从而填补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的文化空白。这就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全面认识阿富汗在中亚历史上的地位。
    一
    本世纪50至70年代考古学的一系列成果证明了阿富汗和许多国家一样，存在着原始公社时代。虽然至今还不能确定阿富汗现在的领土范围，是否被包括在原始人群的迁住地带，但那时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是猎取野兽和采集可食用的软体动物和植物，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在阿富汗加兹尼省的达什基·纳乌尔地方出土的粗石器工具，时间约在20—10万年以前。这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人群在这里生活过。在阿富汗东北的达尔拉伊·库尔地方的遗址中②，发现了约800 余件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科文化）的燧石制片器、石核、手斧及各种刮削器和尖状器。这些石器大约属于公元前6—3.5万年时期。当时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是野山羊和野牛。这里发现人的头盖骨碎片（头颅两侧靠近耳部颞颥骨），有人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有人则认为更接近于现代人。无论如何，达尔拉伊·库尔遗址可以看做由旧石器中期向晚期的过渡。但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狩猎人群，生活在阿姆河附近，其证据就是在该河左岸的捷谢克·塔什洞穴发现的尼安德特男孩和该河沙石地带出土的莫斯特时代的工具③。
    卡拉·卡马尔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有代表性遗址，它地处从普勒胡姆里到塔什·库尔干沿途的谢别克村附近。这个山洞发现的遗存最初被确定为莫斯特文化，后来又被否定了。这些刮削石器、细石器的片器、钻孔器和骨质钻具，与伊拉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相似。山洞中生活的猎人，其居住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年至七千年之间。他们以猎取野山羊、野马、鹅喉羚和各种禽鸟为生，不仅活动于开阔平原，而且广泛开发了山麓。不过在兴都库什山的海拔1100公尺以上地段，却很少发现他们活动的踪迹。
    阿克·库普鲁克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另一个有代表性遗址，它位于卡拉·卡马尔以西50公里处，在巴尔哈布河、马扎里舍里夫以南。这里有三个发掘点发掘了二万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燧石器工具，除了粗石器工具以外，还有石核、尖状器、经过改进的片器、锐利的刮削器、尖端刻削式刻刀等细石器，其形状为三角形和弓形。这显然是用新的插嵌技术，创造了当时高效益的劳动工具。库普鲁克的B坑中所发现的许多骨质尖状器、钻孔器、打孔器等工具残片，经考证，它们是红鹿、黄牛、马豺和狐的骸骨。在A坑中出土的一件雕刻于椭圆形石灰石上的人脸艺术品，有的研究者认为④，它也许是亚洲最古老的、也是世界上古老的雕刻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库普鲁克的发掘表明，当时的人群已有驯化了的绵羊和山羊。据对碳化了的植物物质的科学测定，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脉的丘陵地带，也是人工培养植物的早期中心之一。这种驯化和培养，使得人类得以控制自己食物的来源，并创造了剩余食物。剩余食物的出现，不但导致了原始人群的分化，并且最终导致了文明的产生，因而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⑤。
    陶器在这个遗址中具有多样性特征。在库普鲁克1号和2号地层上，发现了用石灰石做成的粗制圆边宽底软陶。有一件烧得较好的、带有土耳其斯坦新石器时代的“之”字形雕刻风格的陶器。有些陶器和伊朗的霍吐、拜特山洞的新石器时代软陶极其相似⑥。和陶器一起发现的有石灰石锄头、石质碗碎片、雕刻的龟壳碎片和许多燧石工具。
    在拉拉伊·库尔遗址中，出现了第三个新石器时代的代表类型，这就是同克什米尔和西伯利亚南部新石器时代有密切联系的“山羊崇拜”。这里除了发现低于莫氏硬度5级的软陶之外，还有一些燧石工具和骨器、石灰石长刀、石珠、玄武石锤石和磨光的羊距骨堆在一起。在地表层露出的柱形坑，是帐篷或地下小棚留下的遗迹。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三个坑葬中，有驯化山羊连接起来的骨架，其中两个无头（是有意砍去头的），一个山羊骨架与三个小孩的骨骼碎片相连接。这种埋葬可能是一种礼仪意义，同中亚的山羊崇拜习俗有关。此类习俗从莫斯特时代一直到现代，都存在于中亚地区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