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锡斯坦文化是公元前三千年阿富汗南方农耕部落文化。在这里，赫尔曼德河三角洲对灌溉农业的发展起着十分有利的作用。这个遗址的已知几十个居民点均属农耕部落，发现的彩陶都是用陶轮工具制作而成的高质量产品。此外，在今伊朗境内与它相近的、沙赫里·索赫杰这类部落的都城遗址，其中青铜女人铸像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运来的。这个遗址类似孟吉卡克，属早期城市型的居民点。
    公元前三千年时期，南方农耕文化处于繁荣时期，早期农耕者的村落很多。这些定居的农耕者组成了带有新石器时代面貌的古老文化的公社。阿富汗北方这一时期文化状况的特点，还不能断定。而从“山羊崇拜”文化层中发现的石器和制陶工具的粗糙程度看，南方另外几处同时代尚处于文化发展比较低级的山地猎人和畜牧者的游牧营地。公元前二千年，这两类南方农耕文化，由于不完全明白的原因而衰退了。大多数居民点被闲置起来。
    但是，北部的文化却高度发展起来。属于这一文化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物出土，其中包括金银制品（14）。在达夫列塔和马扎里舍里夫之间，发现了几十个农耕者和畜牧者的居民点遗址，它们聚集在五、六块绿洲地带。绿洲旁有不大的河流，利用汛期灌田，遗址中的水渠道仍清晰可见。肥沃的黄土加上水利灌溉，使它在青铜时代已形成为绿洲农业区。普遍使用牛耕犁田。每块绿洲都成为一个中心。居民点已是很发达的坚固筑城体系了，它有面积不大的直角堡垒，堡垒周围有砖坯墙，墙的每角筑有圆形塔，沿墙的周长有半圆形塔矗立。这从外观上反映了公元前二千年绿洲居民文化的富有特点的发展水平。
    居民点旁设有专门的双层炉的陶窑，烧制用陶轮做成的陶器坯。陶器上无任何装饰图案。彩陶随着传统早期农耕的实用艺术的衰落而消失了。冶铁匠、制铁匠和首饰匠生产着各式各样的手工产品，例如各种斧头、镰刀、镜子和带有图案花形的佩针。山羊、绵羊、牛等动物，也成为艺术图形的主要对象。引人注目的是大量武器的出现，如剑、镖、战斧等，还有腰掖战斧、满腮胡须的骑士的雕像，所有这些，表明了当时是一个充满军事冲突的不安定年代。
    刻制印章可能成为一个专门的手工生产行业。在这里出土了大型透孔的青铜印章，这种印章经常仿制成人或动物的身形。另一类是各色各样的画像石制印章，其中有富于想像力的长有双翼飞翔的狮子印章。古代阿富汗艺术的优秀代表作是一个坐着的妇女的小石像，她的身躯是用暗色蛇纹石、头是用浅色大理石雕刻而成。这些雕像具有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原则的明显印记，反映了当时交往的开展而使雕刻艺术走向融汇统一。
    整个说来，上述发达的文化，在阿富汗北部没有形成为当地的早晚期农耕文化。阿富汗北部有独特风格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平原文化，可能是直接代替了具有古老而在很多方面又具有新石器时代风貌的猎畜文化。大夏文化和南土库曼青铜文化直接相关。公元前两千年，南土库曼文化中心阿尔金·杰别、纳马兹·杰别逐渐衰落。居民部分地东迁至墨尔加布河三角洲，随之而来的是这种文化的城市型居民的移动，从而产生了北阿富汗地段的开发。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种各种各样联系的加强背后，隐藏着部族群体的迁徙。距北阿富汗青铜器时代城堡不远处发现了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还有粗糙的塑造器皿，其中有典型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北部草原畜牧部落的文物风格。
    迄今为止，阿富汗北部尚未发现青铜时代大型的城市型居民点（15）。看来，早期农耕者垦荒的集中过程相当缓慢，大多数分散居住在彼此相距不远的小村落，组成了许多不大的、独立的社会机体。这种占多数的公社，有共同的雄伟建筑，负责共同事务。在达史勒3号遗址中，发现了两个这样的大建筑。一个面积为130—150 米的正方形建筑，中央为一圆形堡垒，堡垒上有稍微从墙上突出的直角塔。堡垒内部有神殿，靠墙设有祭坛和谷囤。这是供全公社使用的祭祀中心，是公社集体努力建造的。它不仅是公社思想统一团结的象征，而且是一种行政和经济中心。另一个是84×88米的直角形建筑物，有一个设有各种贮藏室和一个不大的带有祭祀壁龛的房屋，外墙饰有半露的壁柱。这是一座供奉神灵的庙宇，也是一个祭祀和经济中心。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们还没有发现贵族陵墓及珍贵文物。可是在北阿富汗地方也偶然发现有带艺术浮雕的金银器皿，这些文物或来自富有的殡葬，或来自庙宇的财宝库。可以推断，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北阿富汗已经发生了古代东方型文明形成的积极发展过程，虽然它和南部公元前三千年形成的文化气氛圈不同。可以认为，社会财产分化过程，同时奠定了社会不平等的基础。
    四
    创造阿富汗这些远古文化的是哪个古代民族？根据现在有限的考古资料，还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16）。有的学者认为，在早期农耕时代，这里已经居住着欧罗巴型的居民，按人类学类型划分，它们属于或接近阿富汗现代居民。有的学者指出，相似的人类学类型在大多数中东地区的许多农耕文化中也出现过。从南土库曼到中亚西北地区，在哈拉巴文明（17）中都有类似类型。分析哈拉巴印章的刻字类型，他们的语言应属印度南部德拉维原始部族的达罗毗荼语，这种语言在古代相当广泛。带有刻字的印章在南土库曼也出土过，因此不能排除南土库曼、北伊朗和阿富汗早期农耕部族的不同群体也讲过德拉维语这种原始语言。相反，同这种语言相联系的南部伊朗，出现了埃兰语文物。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现在阿富汗大多数居民，其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代居住在这里的、操印度—伊朗语的民族群体。古伊朗语和印度语来源于统一的语言，从这种统一语言中他们继承了语法结构基础和基本词汇。印度、伊朗按他们民族的自称和应用的统一，不限于语言方面，这种雅利安人的统一，在宗教、神话观念和史诗传说中，都有许多相似的东西。
    印度伊朗共同性的概念，使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熟悉农耕、以牲畜为衡量财富尺度和已经分离出军事贵族（18）的民族。这些贵族的首领有权力的成规，而成规的逐渐扩大，便成为有无限权力的酋长。操印度语的民族分两股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流入北印度，然后分散居住在这里，与当地操德拉维语的居民杂处一起。德拉维语强烈地影响到北印度的雅利安人语言，可以作为证明。许多作者认定里哥维达作为这些古老语言最古的文物遗迹在公元前12至10世纪内，但它们的普及应在公元前一千年间。当然这些事件不能涉及阿富汗境内，而公认的事实是（19），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在某些时候，和伊朗人的祖先一起居住在中亚和阿富汗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