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方古代历史上，有抱负的君主通常都会把增强权力作为使命，希望自己的权力更加强大，他们从内心深处不喜欢自己的意愿和主张受到限制。然而，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其权力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君权也会呈现不同状态。中世纪英格兰王权便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制约，其中，骑士制度对王权的制约尤为重要。
    封建制与骑士制度交融
    随着诺曼公爵威廉1066年在哈斯丁斯战役中获胜并夺取英格兰王位，骑士制度从欧洲大陆较完整地传到英格兰。跟随威廉一世作战的骑士不仅是其部队精英，也成为他组建政权的核心成员。他直接分封了大约5000—6000名骑士，这些具有军人身份的直属附庸成为他稳定局面、实施统治所依靠的重要力量。直属附庸与国王的关系成为英格兰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他们与国王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对王权构成制约。
    学术界以前在研究英格兰政治史的过程中，往往强调贵族与国王的关系，却很少关注许多贵族所具有的骑士身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关政治制度的原始材料很少使用“骑士”一词。中世纪有关王室和国家事务方面的文献，通常用“贵族”、爵位或某项官职来指代参与政治和法律等事务的人，从而使研究政治制度史的学者“难以获取具有骑士制度特征的材料”。二是与如何认识骑士身份有关。如果把骑士仅认定为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军事成员，自然会忽视或低估骑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将骑士认定为武器装备最精良并通过集团准入仪式的人，那么参与王政的barons中，很大部分应是具有骑士身份的贵族。barons通常指为国王服兵役的直属附庸，有时也会指国王的次属附庸。国内学界经常将其翻译为“男爵”，实际上，它当时所指代的成员，并非经济和社会地位一致的某个贵族等级，其中既包括持有大片土地、地位极高的人，也包括许多持有一份采邑的单甲骑士。这些参政者的身份特征影响到后世上、下议院的组成。骑士制度意味着许多世俗贵族的社会身份并非单一，很多参与王政的世俗贵族具有骑士、封建主、官员等复合身份，骑士身份则是他们得以限制王权的关键。
    骑士迫使国王行事规范
    英格兰国王在遇到重大事情时，就召开“政务会”，它一度是决定和处理军事、法律、财政等事务的重要机构。在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早期，参会者主要从国王的直属附庸中选择。有些直属附庸则担任大法官、宫廷大臣、财务总管、王室主管等要职，掌握着王室的重要权力。在地方，一些附庸是所辖领地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庭，委托他们自己的直属附庸处理和审判案件。除了维护其领地内的安定外，他们还要为王室征集和缴纳资金、物品等，为国王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尽管这一时期英格兰的政权机构并非全部由骑士组成，但这部分人在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骑士之所以能够对王权形成强力制约，首先因为他们是军事精英，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既是国王坐稳江山的有力保障，又可能是威胁其政权的利刃，任何君主对他们都不会掉以轻心。其次，采邑分封使许多骑士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土地不仅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生活费用，也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和物质资源，这些人具备反叛的能力，一旦他们反叛，国王失去的不单是这部分军人，更重要的还有他们所辖的领土。再次，骑士的基本组织框架与采邑的层层分封，大致结为一体，骑士的上下关系具有封建的主从关系特征。某个大封建主一旦叛乱，可能会引发其属下随之而起，成为骑士群体行为。威廉一世曾要求附庸的附庸也要直接对他宣誓效忠，这表明了国王对这种情况的担忧。
    骑士可以迫使国王按照规则行事，而不能随意妄为。1100年，威廉二世狩猎时意外身亡，亨利一世抢在长兄罗伯特之前匆忙即位。当时，亨利一世非常担心附庸们能否支持他。因此，在加冕典礼中，他颁布了一份《自由宪章》，以缓和威廉二世实施“不公正的压制行为”所引发的不满情绪，表示要“公正并适度”地按照传统规则行事，其中包括附庸的女儿出嫁以及家中其她女性结婚时，不必缴纳费用；附庸死后，其妻子可以保持单身；对未成年继承者的监护权归其亲属，而非国王所有；附庸死后，其家庭成员自愿决定其动产的保留和分配等。事后他还声称，他是由“barons的广泛商议而加冕的”。亨利一世的《自由宪章》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1215年《大宪章》的蓝本。1215年《大宪章》是“失地王”约翰在附庸们的军事暴动中被迫签署的。从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其之所以被迫屈从，主要是具有骑士身份的贵族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