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道大通与世界交往
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重大转折,始于15、16世纪之际形成的海道大通。前资本主义时代各地区、国家、民族间的闭塞状态,包括欧、亚、非等旧大陆与“新大陆”美洲间的完全隔离,均随海道大通而发生全面改观。以往建立于农本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分散发展的世界,因海上交往的空前突破而开始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历史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 海道大通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世界交往关系,或者说,“世界”意义的人类交往,自海道大通起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交往关系的这种重大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近代历史,也继续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本文旨在对海道大通时期世界交往的基本特征、交往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历史趋向,作若干初步的探讨。 一 从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演变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纵向发展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②。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的水平与程度,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与广度。然而,横向发展又对纵向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横向发展的扩大,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决定交往的形式,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③。因此,以交往为核心的横向发展,对于人类历史的演变、尤其是历史的转折过渡,产生着不容低估的影响。 海道大通以前,人类交往受狭隘生产关系与农本自然经济的制约,呈现出闭塞的特征: 第一,交往范围是区域性、地方性的有限交往,间接和间歇构成远距离交往的基本形式与主要特征。对外交往在人类各群体之间虽早已存在,但无论古典时代或中世纪,这种交往都限于某一地带或某些地区。两河流域、埃及,是古典时代文明交往频繁的地带。尽管交往地域跨越三洲,实际上仍为一个相去不远的空间。亚欧大陆相距最远的两大文明中心,即中国与罗马之间,公元166 年起即因有所谓罗马皇帝奥里略·安东尼的“使臣”东来而得以直接沟通。但这种沟通不仅出于偶然,就连罗马人所献“方物”,亦不过是假手于东南亚一带的象牙、珠宝之类,谈不上两国间进行了直接的物质交往。当时的欧亚文明交往,无论沿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都是分段分地区接力式地实现的。路途漫长曲折的间接交往,又往往因有关国家的治乱兴衰与国际关系的变幻而时续时断。间接与间歇,必然妨碍交往的扩大与畅通。亚欧陆上丝绸之路在1、2世纪兴盛一段时间后,至3世纪初便告衰落。“从叙利亚到塔里木的二千五百英里道路上处处都陷于困境”④。附中南半岛、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沿岸就近航行的海路境况稍好,但同样不可能持续畅通。中古时代阿拉伯人、蒙古人的迅速扩张及其大帝国的建立,大大加强了东西文明的交往。造纸术、火药等技术的西传,马可·波罗的东行,是东西方文明交往重新开通与扩大的重要标志。然而,从全球角度看,阿拉伯人的扩张毕竟偏于西亚和北非,蒙古人的扩张亦偏于亚欧大陆的北部和东亚。他们活动的影响仍不超出地区范围,仍不具备世界意义。当时的世界,也仍然是“划分为地区的世界”⑤。对于西方人来说,“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马可·波罗则“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⑥。不过,这些视野的扩展仍相对有限。所扩大的眼界虽是崭新的,却又在相当程度上是杂乱与混浊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的移徙扩张,客观上扩大了农业文明的空间范围,因为这些征服民族最终接受了农业文明而被同化或融化。也正因如此,其军事冲击尽管来势猛烈,却不可能根本改变农业文明固有的闭塞性。总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行程中,各地区各民族的平行发展仍重于互相交往,隔离仍重于沟通。 第二,交往的内容是局部而非全面的。交往范围的地区性与交往方式的间接性,决定了交往层面的有限性。从微观和具体内容来看,古典和中世纪时期交往的物产、生产技艺的种类并不算少。“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⑦。橘子在今天的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三大发明,乃至中国的其他发明如船尾舵、马蹬、马鞍具等,也前后辗转传至西方,所造成的影响并非等闲。但是,从宏观和深层考察,包括生产技术、经济组织、科学文化、思想意识、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等在内的全面交流,是不可能出现的。有限的局部的文明交往,从未在根本上突破农耕世界的闭塞性。况且,这些局部的文明交往,传播递进的速度大都十分缓慢,幅射的强度也自然受到影响。中国造纸术西传于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 从中亚地区传至意大利的那不勒斯(1276年),前后经历了500余年的漫长岁月,传至英国(1494年)、荷兰(1586年)、莫斯科(1576年)的时间则更长,辗转至挪威的时间,已迟至17世纪晚期(1690年),几乎接近千年,传播速度的缓慢,反映了交往程度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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