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海外航运贸易比重偏低的根本原因，盖出于生产力水平，在大航海时代，西欧国家还严重缺乏占领海外市场的廉价商品重炮。因此，除去暴力掠夺与不等价交换外，真正的贸易部分实际是一种“单边性贸易”模式，即通过大量输出贵金属来购买海外商品。白银流向东方，商品流向西方，是此期世界市场上大量存在的现象，迟至1719～1762年，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总输出额年均约732083磅，其中白银约值526291磅，占总额的71.9％，一般商品额205792磅，比例仅为28.1％（26），足见其商品渗透力的薄弱。另一西欧核心国家荷兰的情况更其如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贸易中对货币的需求，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东方商品的交易数量，却总是使荷兰人感到手头货币的拮据。1614年驶抵印尼爪哇万丹港的6只中国商船，所带货物的价值就相当于30万里亚尔（西班牙银币单位），而同年荷兰输入亚洲的银币总共才约12.8万里亚尔，即使全部用以购买中国船货，其所需金额也还差1／2以上。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总督库恩在1621年给国内理事会的信中抱怨，他们在东方贸易中“非同一般地缺少货币”，要求尽快给予补充。自1602年荷兰印度公司创立至1795年濒临解散的近2个世纪中， 贵金属一直是其进行东方贸易的主要交换手段。据西方学者最新估算，上述时期输往亚洲的贵金属总共达5.9亿盾左右，超过“金银漏斗”西班牙输入亚洲的贵金属量（27）。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东方商品在西欧市场的畅销。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的“印度热”最为典型。印度棉布以其价廉物美而使西欧公众心驰神往。1699年英人约翰·卡里撰文写道：“现在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如果穿的衣服不是用白棉布制作，就算不得穿上了好衣服。男人需要穿白棉布衬衫，戴领饰、袖口，口袋还得掖一块手绢。妇女的穿戴包括头巾、兜帽、袖套、裙子、长袍、衬裙等等”（28）。这几乎是要用印度棉布装扮全身而后快。东方纺织品的大量进口不仅在西欧社会引起一股来势猛烈的服饰新潮，较之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对西欧传统纺织品工业的冲击。马克思曾说英国呢绒工场主“惊呼印度棉织品和丝织品输入将毁灭他们”（29）。足见冲击非同一般。它关系到西欧自身一向拥有优势的工业的前途与未来。这种由冲击者扩大对外交往所引起的世界市场的反向矛盾运动，特别值得人们重视与思考。
    再谈第二个矛盾。
    西欧国家率先由农本而重商，率先走向世界，是有其内在的社会经济要求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需要世界市场作为其成长的必要机制和条件。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具有开放性的同时，又具有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对外交往扩大是用血与火开道的扩张，因而它在突破农耕世界闭塞性、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染上浓重的暴力色彩，其集中表现便是海外殖民掠夺。殖民掠夺中的压迫奴役，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殖民掠夺中的生产垄断与贸易垄断，又引起所在地区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市场萎缩。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尖锐紧张，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恶化和生活状况的贫困化，从根本上阻碍着人类交往的扩大，这是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难以克服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29）应当说，海道大通为实现这两重历史使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因为它不仅使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迈出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步，而且也为生产力的新发展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天地与增长机制。但是，从以上所论的两类矛盾又可看出，大航海时代（或称哥伦布时代）形成的世界交往仍然具有它的明显的历史局限。西欧新兴资产阶级虽然凭借自己的阶级和社会优势，也就是15、16世纪西欧的时代优势，以及利用全人类已有的航海成果，率先突破了农耕世界的经济闭塞，开辟了以海路为主要媒介，以包括新旧大陆在内的全球空间为交往场所的人类交往的新局面。然而，囿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这种新的世界交往的物质结构还很不成熟。发起冲击的西方国家既缺乏大量的、足以占领世界市场的工业廉价商品，又严重依赖东方国家的日用品输入，它们对传统农耕世界的经济渗透力也就仍然有限。这不仅造成上面所说的那种“单边性”（Unilateral）的东西方贸易格局，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在东方国家农本自然经济尚未发生根本转折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新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第一重历史使命的完成，有赖于第二重历史使命的实现，即“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西方工业革命使第二重历史使命得以实现，立足于近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机器大工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和商品出口能力，而包括铁路开通和蒸汽船诞生在内的“运输革命”，则与商品输出一起将整个人类社会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从而确立了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尽管如此，海道大通时代世界交往所产生的内在矛盾并未完全消除。工业革命调整了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方式，淡化了其中的暴力色彩，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西方工业化甚至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要真正解决海道大通后世界交往中的第二类矛盾，一是要实现广大非西方国家（即今日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独立基础上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二是要建立既互相依赖又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