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交往的主渠道是陆路而非海路。巴勒克拉夫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指出：“当世界上的大洋被认为是不可航行的时候，它们就是人类在地球表面上运动的障碍，而人类的绝大多数也就生活在对远处的情况一无所知的状态中”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与交通运输技术的局限，大海对于人类交往来说是天堑而非通途。“依靠骆驼、马、人力的陆上交往，在古代和中古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仍然是沟通各地区的主要通道”⑨。海上交往不是不存在，但当时海上航行基本上属近海航行。欧洲的地中海就其地理特点而言，与其说是海，不如说是位于欧、亚、非环状陆地包围中的大湖。波罗的海的情况也相类似。我国台湾学者林纯声先生，也曾将南洋海域比作具有同样特征的“东方的地中海”。即使是亚欧间的跨海远航，其航行方式也同陆上交通相仿，大量为若干民族分段式的接续转运，如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与意大利人对东方商品的长途海上贩运。至于美洲太平洋沿岸、加勒比群岛地区，以及太平洋中部的辽阔洋面，最多只有土著居民依凭陆地和岛礁的独木舟航行。概括说来，海上交往只是陆上交往的补充，不仅其贸易地位不如陆上，而且连航行线路表现出对陆地的强烈依附感。上述这些特征，反映了传统交往在交往工具和交往渠道上的狭隘性。
    二
    简要回顾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交往特征，是为了深入认识海道大通后人类交往关系的重大变化。“大约从1480年至1780年的三个世纪中，欧洲的海洋探险家把有海上联系的各个分离的地区连成一气，为欧洲船舶打开了除两极地区以外的所有海域”⑩。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由海道向全球扩张，从根本上突破了农耕世界自然经济的闭塞性，使多年来分散发展的历史，逐步转变为整体发展的世界史。
    海道大通赋予人类交往关系以崭新的特征：
    首先，交往的范围空前扩大，间接间歇的交往转变为直接与频繁的交往。“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相对闭塞，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欧大陆之间更大程度上的闭塞，美洲、大洋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完全隔绝--这些现象都逐步发生全面改观”（11）。巴勒克拉夫指出，哥伦布、达·伽玛等西、葡航海活动和地理发现的结果，“一致表明世界上所有海洋都是连成一片的”（14）。海流所至，无远弗届。海道大通真正使西方国家跳出地中海的局限，面对整个新旧大陆。16世纪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由原来的约5千万平方哩，一跃为3.1亿平方哩。西方传统的地区性海上贸易，也由此演变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全球贸易。贯通西欧与美洲及西非的大西洋航线，贯通美洲与亚洲的太平洋航线，绕道非洲南端好望角的印度洋航线，将世界各大洲卷入国际交换体系。长期以来地区隔离的状况归于结束，文明舞台限于亚欧大陆的格局也归于结束，文明世界开始扩大到人类生存活动的所有地区。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1500年代表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甚至将哥伦布登圣萨尔瓦多打破地区隔离的影响，与当代宇航员登月而突破星际隔离的意义并论（13）。不管其比较是否恰当，海道大通打开了人类交往的一个新局面，则是肯定无疑的。
    其次，海道大通使局部的文明交往转变为全面交往。全面交往的一个突出标志，是交往内容与数量的急剧增加。在物质交往方面，旧大陆的马、牛、羊等牲畜，大麦、小麦、黑麦、燕麦等谷物，首次进入美洲；美洲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可可、甘薯、烟草等作物，也广泛移植于旧大陆。今日世界农作物和家畜的分布状况，是随海道大通形成的。新作物的引进推广，影响到人类的食物结构和人口发展。在爱尔兰，马铃薯的种植使当地人口从16世纪的250万增至19世纪初的约800万。1584和1594年，甘薯经东南亚分别传入中国福建的晋江和长乐两县，随后在省内和浙江等南方地区普及，并进而推广到北方黄河流域。玉米也在16世纪传入中国。云、贵、川、陕、两湖的闲荒丘陵山地与旱地，多被开垦种植玉米，至清代已“遍山漫谷皆包谷（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以至“夏收视麦，秋收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清初200年间， 人口几乎每百年增加1亿，与美洲作物玉米、甘薯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康熙、乾隆、 嘉庆时期，中国人口分别突破1亿、2亿和3亿大关，人均耕地却由5.3亩降至2.4亩。如果没有包括上述高产作物引进因素在内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就不可能以有限的耕地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旧大陆的咖啡、可可、茶叶，原为地方性或国别性特产，此时也随海道大通演变为“世界饮料”。胡椒对欧洲人来说曾是奢侈之物，17、18世纪已普及为大众调料。葡萄牙人初到东方时，进入欧洲的胡椒年均不过150万磅左右，至17世纪早期迅增至700万磅。1722年仅荷兰一国进口的胡椒就高达905万磅（14）。纺织品流动的情况更甚于此。1618-1621年，荷兰进口印度棉布的数量年均1.2万匹，1684-1689年则增至年均22.4万匹，约为前一数量的20倍（15）。英国1600年至1700年进口的印度印花棉布，更从24万匹增加到86万匹（16）。美洲金银作为初兴世界市场不可缺少的通货手段，其流通量的增长早为人们熟知。16世纪到达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美洲白银，40年代年均约17500公斤，60年代为94000公斤，90年代猛增至270000公斤（17）。而整个欧洲16 世纪中叶白银的最高年产量亦不过65000公斤左右。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大航海时代全面交往的结果之一，是国际劳动分工首次大规模地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世界由此逐步变成“一个经济单位”：“美洲和东欧（包括西伯利亚）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一系列奢侈品，西欧则指导这些全球性运作并日益集中于工业产出”（18）。透过其并非准确科学的说法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海道大通后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空前流动。当然，这种流动渗透着血腥暴力与超经济强制，在促进人类文明大汇合的同时，也深深埋下了当今第三世界“种族冲突与不发达”的历史种子（19）。海道大通所促成的全面交往不限于物质文明方面，新兴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与社会制度、道德法律观念、宗教、文化艺术、科学等精神文明，也随着西方的海外扩张，同仍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各类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冲突，并引起后者一系列不同的反响与复杂的文化变迁。因此，新的世界交往的广度与深度，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交往所无法比拟的。